早报特约评论员 刘涛

国家发改委副秘书长杨伟民近日透露，中国政府目前已正式启动了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研究编制工作。虽然世界经济风云如何变化还难以做出准确判断，但无论如何，中国决心对自身经济结构进行重大调整已成共识。

事实上，早在今年9月28日召开的“十二五”规划编制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发改委就督促各地加快起草“十二五”规划，明确要求明年上半年拿出框架，下半年拿出草案。据称，规划编制将突出体现“统筹兼顾、创新驱动、绿色增长、共建共享”的原则。

既然要调整结构，当然首先就要搞清楚为什么要调整经济结构。站在宏观政策制定者角度，答案似乎是不言自明的。例如，发改委列举的几条理由就包括:一是今后一个时期中国经济很难再维持2007年之前10%以上的高增长，经济增长面临新的挑战；二是中国长期以来社会发展滞后局面未得到根本性改变，社会和谐面临新的课题；三是中国改革的环境、改革的动力发生了很大变化，深化改革面临新的矛盾；四是在新的国际国内形势下，中国扩大开放面临新的考验。

上述理由不可谓不宏大，也不能说没有道理，但不免让人觉得有些遥远且过于抽象。如果仅停留于此，就认为已凝聚了共识，恐怕缺乏说服力。或许我们应当追问几句:

其一，从企业的微观层面来看，这些调整结构的理由与它们到底有多大关系？毋庸置疑，企业是结构调整的主体和市场经济的单元，脱离企业利益的结构调整方案只能在计划经济时代存在。除少数中央企业外，多数企业在制定发展战略时恐怕很难自觉上升到社会和谐、深化改革等高度，它们更关注的只是政策变化对当期和未来盈利有何影响，硬要让企业去迎合政府思维不过是一厢情愿。

其二，从地方官员的角度来看，他们又是否有足够动力去配合实施本地区的调整结构目标呢？大量研究表明，地方官员的激励源于现有干部考核选拔机制，其中最关键的指标又是经济政绩。这就导致了地方政府在GDP与环境、民生等政策目标产生冲突时不可避免地会倾向于取GDP而舍其他。如果这种政策偏好的根源不能彻底清除，没有一个综合平衡上述诸目标的考核机制，“十二五”规划编制得再周全也只能导致“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其三，仅有纸上的考核机制还不够，从相关职能部门的角度来看，还有一个在面对强势地方政府和国字号企业时，如何保证监管效率的问题。例如，“十一五”规划要求2010年中国单位GDP能耗将比2005年末下降20%；此外，2007年发改委还针对各省级政府和千家重点耗能企业制定了单位GDP能耗考核体系。但“十一五”头三年，国内GDP能耗仅下降10.08%，剩下两年时间要补上另外10%，难度颇高。

因此，若“十二五”规划编制时脱离这些实际因素和微观基础，单凭政府研究部门自上而下拍脑袋来确定目标，或仅靠审批权、发牌照来达到目标，其效果并不令人期待。

相对而言，企业微观层次是最重要的一环。如果政策制定者能激发企业的内在需要，让企业相信，结构调整在增进社会总体福利水平的同时，对企业也是有利的，那么它自然会主动响应产业结构升级号召，转向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增长模式。而一旦企业有了这种内生需要，地方政府不作为和职能部门执法难等问题也将随之而解。

以出口企业产业的结构升级为例。在全球经济衰退之初，不少观点认为，中国企业或将在此次危机中实现痛苦转型。但眼下危机快结束了，这种现象并未大面积出现，这当然与保就业、保出口过程中实施的汇率政策和出口退税政策有关。但要看到，这种做法只能救急，在印度等其他发展中国家人口红利逐步上升的同时，中国却由于老龄化加速和年轻人口比例降低，正逐步丧失在劳动力密集型制造业领域的传统优势。除了汇率稳定的优势外，我们究竟还有什么可称得上是核心竞争力？这一升一降之间，迟早将危及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地位。很明显，这首先要求政府各部门之间对此形成共识，然后将政策信号清晰无误地传达给企业，使从低端走向高端成为企业自身的迫切需要。

说到底，这就是一个如何在官产学之间实现更充分沟通的问题。应当承认，即便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市场也绝不是万能的，政策规划有其存在价值。但既然计划经济时代的“五年计划”已演进为市场经济时代的“五年规划”，那么在规划目标的制定过程中，是否可以有更多方面的参与和互动，值得思考。

（作者系宏观经济分析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