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越位对司法独立造成冲击”是近期舆论界拎出的一个话题，它来自最高法院某副院长谈媒体与司法关系的一篇文章。

司法独立来自英美，在他们那儿，司法作为权力，是相对于立法权力的独立，也是相对于行政权力的独立。概而言，司法独立是权力对权力的独立。由于在立法和行政这两个权力中，行政比立法更易干预司法，因此，司法独立云云(当然也包括独立审判)，主要就是独立于行政权力。

这里有一个问题，在国家权力体系中，为什么司法独立会成为一个问题，相对而言，人们往往不会说立法独立或行政独立。因为在权力的性质上，立法权和行政权是政府权力谱系中的积极权力，比较而言，司法权则是一种消极权力。立法和行政的作为都是主动作为，司法不然，它的作为不能主动，只能被动。知雄守雌，守株待兔，可以用来描述这种权力的消极特征。它的作为，用中国民间话语表述则是“不告不理”，这个“理”是被动性的“受理”。由于权力本身带有扩张性，它不仅本能地向权利扩张；同样，积极权力也会向消极权力扩张；这样就产生了司法权对立法权尤其是行政权的独立问题。行政权面对的是日常公共事务，因而它是政府权力中最积极最主动的一支。国会每年都有休会，大法官每年也有休假，但行政的轮子却一天也停不下来。因此，这一支权力最容易导致对司法权的干预。它自觉不自觉地会把司法“受理”变成可以由自己支配的“授理”。

根据以上，可以发现，无论司法独立，还是独立审判，都是相对于自己的强势而独立。那么，媒体越位是否会对司法独立造成冲击呢，在我看来，这基本上是一个假问题。因为媒体本身不是权力是权利，不但在权力面前，权利永远是弱势；即使司法权力是消极权力，也即使媒体权利是积极权利；但只要在权利和权力的架构中，权力总是处于上位，正如权利总是处于下位；那么，下位的权利对上位的权力形成冲击，以致妨害了它的独立，这在常识上或实情上是否能说得过去，我们每个人不妨诉诸自己的直接经验。

如果我们要真正解决司法独立或独立审判的问题，那么，以司法居中，它的前面是行政，它的后面是媒体，于是，“行政—司法—媒体”三点成一线。请问，在前后两个对象中，真正可以妨害司法独立的，或最容易干涉独立审判的，是作为权力的行政呢，还是作为权利的媒体，答案不言而喻。

这里我想校正一个由来已久的说法，即在北美的宪政国家，媒体常常被称为“第四种权力”。应该说，这是一个比喻性的说法，而任何比喻在所指上无不跛脚。毕竟媒体的民间性使它在任何意义上都无法称为权力，除非政府办媒体(但这样的媒体更准确的称谓是“喉舌”)。既然媒体是权利又为何称之为“第四种权力”呢，“第四”云云，不过是指它的存在乃是对立法、行政和司法这三种权力的监督，而且是紧随其后并具有舆论力量的监督。因此，“第四种权力”实际上是我们的误译，它更准确的翻译似乎是“第四种力量”。

由此，我们可以谈及上文所谓的“越位”。媒体监督是言论监督，言论监督的“位”在哪里，如果这个边界可以由权力定义，并由它来决定什么是越或不越；那么，言论监督自可以取消。毕竟言论如何监督权力，是权利的事，不是权力的事。权力在这个问题上提出要求，本身就是“越位”。其次，言论作为权利，事实上无所谓越位不越位。它再越位，也越不出权利的范畴。尽管它可以形成一种力量，但它无法越位为权力。如果它可以对独立审判形成影响，那么，相较于可以形成直接影响的行政而言，它所能起到的作用，终究还是间接的。

根据国内最近案例的实际情形，媒体甚至是通过对行政的影响，转而影响所谓的独立审判。因此，司法独立或独立审判的要害，还在于它如何独立于行政。在这个意义上，媒体的舆论监督，倒是它的助力。至于媒体如果可能对司法判案产生消极影响，也不难办，你尽可以保持中立，自由裁量。如果做不到，不是权利的事，是你自己的事。司法机构在独立审判时，如果连来自媒体的影响都抵御不了，那么，它还能抵御来自行政的权力吗？(作者系南京知名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