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公司化,是美国学者研究中国问题的一个有见地的概括。改革以来的中国现代化,是地方政府导向的现代化,在社会资源缺位的情况下,地方政府成为拉动现代化的最大动力,这是中国的现实和国情。本应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做守夜人的政府,一跃变成了主角,政府的利益跟经济活动有着直接的相关性,其行为、动机,都具有公司的特征。
在美国学者笔下,中国地方政府的公司化,是一个值得肯定的具有正面价值的特色,它是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当然,无可否认,在中国现代化的起步阶段,地方政府的公司化,使得政府对经济发展有了来自自身的冲动,极大地促进了现代化的启动和最初的发展。尽管如此,很显然,如果地方政府沿着这种公司化的轨道再走下去,恐怕对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将会弊多利少,甚至会导致致命的伤害。但是目前突出的问题是,即使在这一轮的现代化启动阶段,政府公司化,也会制造一些“发展的难题”,比如环境、劳工保护、人权等问题。在西方资本主义发展之初,由于人类整体认识的限制,这些问题并不突出,但是今天,这些问题已为全球瞩目,稍有不慎,中国就会面临全球共讨之的尴尬局面。
按说,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大一统中央集权体制,本质上是不存在地方政府意志的,地方只能以中央政府的意志为意志。事实上,在改革前的几十年里,虽然批判过若干次的地方主义和分散主义,但真正意义上的地方意志,并没有形成。
今天,意识形态的魔力已经消退,在新的一轮现代化浪潮中,地方政府的利益格局已经形成,从前令中央政府忧虑的地方主义,真的“狼来了”。中央的收权,尽管力度很大,包括分税制的实行,拿走了地方大部分优质税源,却依然难以遏制地方主义趋向的泛滥,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地方政府的这种公司化。这种政府的公司化,在特别影响国际观瞻的一些全球性问题上,格外凸显其地方主义的“公司”面目。对于中央政府而言,这些问题所致的外部的压力,显然要比地方大得多,地方政府的思维,往往更像“经济动物”,表现出制度性的冷漠。
比如环境问题,往往是中央政府言者谆谆,地方政府却听者藐藐,太湖和淮河这样中央政府下大决心治理的重污染区,花费几十亿资财,却边治理边污染,不仅成效甚微,而且越治越污。显然,在治污问题上,地方政府并没有如中央政府般的积极性,至少,治理污染的动力,没有压倒追求GDP的冲动。同样,当今的劳工保护问题,也是一个颇受外部关注的全球性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热衷于招商引资的地方政府,往往表现为不热心;在劳资纷争方面,更在意保护投资者的利益,工人的劳动保护、生产环境、工资待遇诸方面,即便是很低水平的要求,大多得不到政府有力的支持,即使在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此类问题依然普遍存在。跟环境问题一样,这类事情的外部压力,首先是落在中央政府头上,而对于地方政府而言,更大的利益所在,是保护投资。
房地产问题和由此引发的侵占耕地和房屋拆迁危机,更是凸显出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不同利益格局。中央政府显然不希望房价不断上涨导致房地产泡沫过大,以至于泡沫破裂时牵动整个经济走向衰退,更不希望侵占农民耕地和拆迁导致的上访风潮一浪高过一浪,既影响中国的国际形象,也导致治理的危机。但是,对于地方政府而言,不断刺激房地产业的兴盛发展,抬高房价,恰是其增加自身收入,拉动本地经济快速发展的最佳途径……无论中央政府花多大力气,房地产的泡沫依然难以挤出来,而且愈挤愈大。
公司化的政府,在全球性问题上的不作为,或者反作为,其实恰是体现了自身的行为理性,只是这种“经济人”的理性,往往表现为短视,追求眼前效益。这种理性,如果没有限制的话,自然会排斥道义,排斥公正,不顾环境,甚至不顾起码的人道底线。这不意味着政府中人的冷血,不懂道理,他们也是正常的人,在全球问题上罔顾公义的种种表现,体现的其实是一种制度性的冷漠,这种冷漠,在西方的历史上,往往是公司的经常表现,是要遭到政府制裁的。
政府公司化问题的求解之道,不是中央收权,回到传统的老路上去,而是彻底消解这种公司化,让地方政府不再担当地方经济火车头的角色,退回到自己的本位,做一个称职的守夜人。(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教授)
作者:
张鸣
编辑:
彭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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