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前的3月26日，河北省山海关至龙家营的铁轨慢车道上，遗留下了分成两半的海子和分成两半的橘子，令人惊讶的是，海子和橘子，一边一半，像数学家一样精确。

我们多么希望天地是分成两半的房子，而海子是完整的，但是不可能。海子只活了25年，却留下了大量的抒情短章、长诗、文论与小说，生活贫穷，像格瓦拉一样喜欢到处流浪，迷恋气功和神秘主义著作，几乎把全部精力都用于写作和恋爱，所以，顺理成章地，海子的死具有了某种形而上的象征意义。作家孙甘露曾对我说，他无法像上世纪80年代一样写作，是因为社会环境的变迁，他在上世纪90年代所面对的，是一片诗意的废墟和精神上的幻灭。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经济改革的成果正在冲击着农耕文明的传统。正如诗人于坚所指出的:“海子是小农社会最后的才子之一。”海子用他的尸体滋养了土地，那是他的诗歌永恒咏唱的对象:麦地、粮食、村庄、太阳和河流。海子在乡村生活了15年，在考上北京大学法律系之前，他从来没有离开过他的故乡——安徽省怀宁县高河查湾，对故乡的思念让他自觉抵制着城市化运动的推土机，自愿保留着农村生活的贫困状态，最终，则堕入一种农耕文明的神秘化副产品——气功——的深渊而无法自拔(从他的遗书来看，海子因练气功而患有严重的幻听是不争的事实)。

不论他有没有精神分裂，海子的死带给人们巨大和持久的震撼，这种震撼不仅因为他是先锋诗歌运动中流出的第一滴血，而且因为之后一系列多米诺骨牌般的诗人的自杀行动而得以强化，海子的诗歌成为了绝唱，而他的死亡却成为一种开端。自杀本身不能成为文学成就的天平，但是桑塔格早在1963年她第一篇发表在《纽约书评》上的文章《西蒙娜薇依》中就一针见血地说过:“真理与烈士被画上了等号。”海子在其生前忍受的寂寞、孤独、指责与批评在其逝世之后统统“摘帽”，他和格瓦拉、普拉斯、卡夫卡、尼采、陀斯妥耶夫斯基、兰波、热内、福柯……一样，因为他们不平凡的人生轨迹，一种激烈地反传统的姿态，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图腾和传奇——疯癫与文明仅仅一墙之隔。

能否将海子剥离他的生平？将他分成两半？这个任务几乎无法达成，太多诗人的死亡加强了海子诗歌退潮的宿命感。海子逝世66天之后，28岁的骆一禾病故(在为海子编辑遗稿期间死于脑溢血)被看作是海子之死的延续，这位诗歌全编的厚度几乎与海子一模一样的诗人，同样热衷于描写春天、麦地、海洋、少女、黄昏与孤独。之后，戈麦(请注意这个名字，他原名储福军)的厌世和隐居者顾城用利斧——而不是现代文明常见的杀人武器手枪——结果了他的妻子的性命，然后自缢而亡，他们的意外死亡一再成为海子诗歌烈士和圣徒增高的砝码，而且，事实上，他们的死也再次为农耕文明唱响了挽歌，因为他们只能充当农业时代的陪葬品，却无法阻挡缓慢的诗意时代的搁浅。

同时我们应该看到，四人帮被粉碎并没有终结年轻人的青春期幻想，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十年是一个先锋诗歌运动如火如荼的年代，它们与上世纪90年代务实主义风气判若云泥。在上世纪90年代之后，现实的柴米油盐取代了理想的太阳帝国，团队精神、水煮三国、80后、青春小说……战胜了受难、牺牲、怀疑和批判。人们早已遗忘，杨炼这位朦胧诗的健将所开创的大诗写作潮流，写出《相信未来》和《那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而被知青广泛传唱的诗人食指从精神病院出院也没有引起任何的关注，而四川那批狂热而绝望的诗人——海子临终前去四川拜访的就是写作长诗《大曰是》的宋渠、宋玮兄弟(海子不论在气质上还是书写方式上都与四川的这批诗人极为接近)，也早已成了历史文献中的资料。死亡的，被人怀念；健在的，被人遗忘。

昨天我们纪念海子逝世20周年，也是纪念一个狂飙突进的年代，纪念一个理想主义的世界。他们也许太过激进与喧哗，需要浇上一盆现实的冷水，但却显得如此真诚与感人，以至于需要用他们的肉体来镌刻一段铭文。就像海子的一行诗所写的:

为自己的日子

为自己的脸上留下伤口

因为没有别的一切为我们作证

——《我，以及其他的证人》

(作者河西 系文化学者、传媒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