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付克友

“廉租房应该是没有厕所的，只有公共厕所，这样的房子有钱人才不喜欢。”当茅于轼这句话被媒体放大到标题上，公众建立在道德义愤上的误解就已然产生了。毕竟，“带不带私用厕所”，不过是廉租房建设的标准问题，而茅于轼原话重点并不在此。事实上，与其说茅于轼在谈“廉租房该不该要厕所”，毋宁说茅于轼在谈“要经济适用房，还是要廉租房”。

而取消经济适用房，大力建设廉租房，恰是茅于轼长久以来一以贯之的观点。其出发点是要帮助社会上最困难的那部分人群。因为公共财力有限，只能先解决最困难的人，然后才能帮助中等收入的人———即经适房要帮助的对象。如果抛开偏见，这道理其实不难理解。试问，那些经济拮据而居无片瓦的失业工人和那些10几个人挤在一间出租屋的农民工，他们是选择经济适用房还是廉租房？而那些经适房因为违背市场规律，又缺乏有力监督，最终又落入到谁的手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茅于轼说，经适房既缺乏效率，也没有公平。

不能排除，那些可以在网上辱骂茅于轼的人中，有不少正是那些有钱有关系买经适房的人。而真正最需要住房保障的人群，比如那些失业工人和农民工，并没有兴趣也没有闲暇去上网骂娘。当然，茅于轼观点的反对者甚至辱骂者，更多地来自于对经济学和经济学家深深的误解。

建议廉租房不带厕所，茅于轼不过是从经济学的角度出发，考虑如何运用有效的公共资源，更有效率地帮助更多的穷人。这样一可以节约建设资金，二可以节约监督成本。对于急需住房保障的穷人来说，是私家厕所和公共厕所，可能并不那么重要。在这个问题上悲天悯人，或者要体现人文关怀显然有些因小失大。建立在市场机制上的经济学思维，看起来冰冷无情，却可以达到更高的效率，实现更多的社会福利。

另一个层面，公众对经济学家的社会角色也存在由来已久的误解。在中国30年来的市场经济改革中，经济学家起到了重要作用，其功过得失自可评说。但随着改革进入深水区，当经济学家在诸多领域发言，人们却往往赋予他们比经济学家更多的身份符号。这实际上是经济学家不能承受之重。实际上，经济学家只要站稳经济学立场，以独立操守自由精神表达自己的观点，就尽到了一个经济学家的责任。所以茅于轼重申，他是作为社会的一分子发表看法，如果与众不同就是贡献。就此而言，作为经济学家的茅于轼无疑是合格的，也是应该给予充分尊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