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话财经之希曼专栏

显然,面对舆论对高管薪酬的如潮攻势,中国财政部和美国财政部都不想只打酱油。

2月5日,美国政府宣布:凡是接受政府救助企业,高管薪酬一年最多50万美元,不管遭遇限薪的金融高管们多么不情愿,这应该已经是美国国会议员所能承受的底线；中国财政部借力打力,次日,也对国有金融企业的高管提出指导性意见,年薪280万人民币,锁定了红色金融家们的最高身价。

一种限薪,两种图景。在中国,国有企业高管大都有企业家和官员的双重人格。行政命令效率奇高,被限薪人群至少目前看上去仍然风平浪静。在美国,骄横成性的华尔街可就没那么听话了。这次发难的是几乎已经被国有化的美国保险业巨头AIG。

3月15日,在已经接受政府注资累计达1500亿美元的美国国际集团(AIG)对外宣称,按照公司陷入困境之前的合同,公司必须向金融产品部门职员支付1.65亿美元奖金。如不按期支付奖金,公司可能“吃官司”。巧了,把AIG拖入到泥沼的正是这个金融产品部门(简称FP)。

给扼杀了公司前途的人兑付巨额奖金,这件事儿一定让AIG新CEO利迪犹豫了很久。他也一定试图说服过这些高管一起共赴时艰,但是,愿意放弃自己金色降落伞的人寥寥无几。这个空降兵CEO甚至遭到了威胁,根据公司与高管签订的合同,AIG有责任支付奖金,如果拒付,将遭起诉。

金融产品部高管去年底已经到手了5500万美元,如果顺利拿到剩余的1.65亿美元。他们拿到的全部奖金将几乎是AIG总市值的2%。面对限薪令颁布后的最大考验,美国总统奥巴马没想给这些贪婪的家伙留情面,他对外宣称,这是对纳税人犯下的暴行,并要求财政部长蒂莫西·盖特纳(TimothyGeithner)“采取任何法律途径”阻止该集团向高管发放奖金。

双方剑拔弩张,这已经是奥巴马华尔街高管限薪之后的关键一战。

奥巴马说:“这是一家因鲁莽和贪婪而陷自身于财务困境的公司,有关这家公司的问题已经不仅仅是钱的问题,而是有关我们基本价值观的问题。”然而,什么是美国的基本价值观呢?盖特纳可能比谁都清楚:美国财政部已经认定,政府没有法律权力阻止奖金发放。归根结底,作为一个基督教国家,美国要遵守最基本的契约精神。既然AIG与相关高管约定在先,除非高管主动放弃行权,没有人可以剥夺他们获得约定报酬的权利。

平民总统奥巴马应该明白,虽然众多小规模独立捐赠人把他送上了美国总统宝座,但是美国宪法没有赋予任何人剥夺他人私有财产的权力。AIG的一些高管利用美国纳税人的救助大发国难财,扮演了很不道德的角色,但是他们并没有违法。从目前看,借助法律途径让奥巴马实现AIG高薪狙击的胜算微乎其微。贪婪是华尔街的基因,但契约精神是美国的基因。试图为了改变华尔街的基因而去改变美国的基因吗?刚刚走进任期的奥巴马,他的幕僚肯定不会允许他以政治前途做冒险。

然而,奥巴马手里还有另一张牌,就是借助盖特纳向AIG高管施压,如果这次AIG不能让总统体面地胜利,总统很有可能在下一步对AIG的救助行动中不再那么积极。这个倒是一笔经济账,可惜主动权仍不在总统身上。

在第一轮次贷危机中,AIG金融产品部门售出的金融衍生产品“信用违约互换”(CDS),实质是向为有需求的金融机构提供债务违约保险。金融泡沫期间,AIG大量卖出CDS合约。承诺购买人如果在其他投资上遭遇债务违约,AIG将作出“理赔”。不幸的是,这个债务违约的小概率事件,大规模集中爆发了。路透社报道说,AIG通过它在英国伦敦的金融产品部门,为世界各地的金融机构担保了上千亿美元金融衍生品。如果AIG违约,欧洲银行业将会出现3000亿美元坏账。

美联储开始并不想施救AIG,但若AIG倒闭,3000亿美元的坏账的预估就会成为现实,整个金融体系将面临致命的冲击。引发包括借贷成本提高、家庭财富缩水以及整体经济情况受损等一系列灾难性后果,于是不得不改变初衷。其实从危机发生的第一天起,就注定了美国政府救AIG是必需的。这与AIG的道德没有关系,跟AIG高管的道德更没有关系,只跟AIG在金融链条中扮演的角色有关。这种情势之下,奥巴马还有多少牌能打呢?

3月18日,利迪就要面对国会的听证会,AIG奖金发放惯例将成为焦点之一。没有人会对这个听证会抱过多期望。实际上,在限制华尔街高管薪酬方面,美国政府一直在做努力。1992年美国SEC要求华尔街高管披露薪酬水平；1993年美国国会立法取消高管人员收入100万美元以上部分的税收减免；2004年,SEC要求把高管的期权成本算做成本开支,但是无论来自各方的压力如何,华尔街高管的薪酬曲线一直顽强向上。

最新传来的消息,华尔街那些被救助的金融机构为了规避政府的限薪令,正在低调讨论提高高管人员的基本工资。这真是:一波尚未平息,一波又来侵袭,深深华尔街里的深深投机。(作者系资深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