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应该彻底抛弃冲动、泄愤式的爱国主义，我们需要的是理性的爱国主义。

□ 文 / 周艳玲 秦丹

近期，中央一台热播的电视连续剧《李小龙传奇》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观众不仅被李小龙富有戏剧色彩的一生和出神入化的武功所吸引，更由衷地佩服他用实际行动展现出的不

卑不亢的爱国主义精神。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由于历史原因，华人在美国普遍受到歧视。李小龙初到大学就不断受到美国学生的挑衅和侮辱，一开始他采取了与其他血气方刚的愣头青一样的方法——用拳头解决问题。但之后他发现这根本无法改变西方普遍对中国文化的误解，李小龙开始了寻找其他途径来让世界真正认识中国。1964年，他不顾唐人街诸多老武师的阻挠，决意开设“振藩国术馆”收纳全世界各地的徒弟学习中国功夫；其电影遗作《精武门》和《猛龙过江》更是将其爱国情操尽情展露，他第一次用功夫和电影的结合让全世界对中国文化有了完全不同的认识，这就是李小龙式的爱国主义。

◎表达爱国主义不是愤青式的发泄

联想到2008年发生的许多与爱国主义有关的事件，笔者不禁在心里自问:新时代，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爱国主义？或许可以先从这些事件本身寻找答案。

2008年新春伊始，举国上下沉浸在迎接北京奥运会的欢乐气氛之中，然而伴随着欢乐一起来临的却是一系列的“敏感事件”:以“3.14”事件为起点，到奥运圣火境外传递受阻，再到后来的抵制家乐福事件，随着真相的公开、事态的发展，全球华人和亿万中国人的抗议浪潮风起云涌，从而也激起了中国人民心中巨大的爱国热情。但是，我们发现此时公众的爱国主义出现了极端的分化:当很多人走上街头呼吁抵制家乐福时，另一部分人则高喊“国富民强，不抵制法货，不抵制美货，只抵制蠢货”的口号。感性与理性，冲动与冷静，激烈地碰撞着。当国家利益受到威胁、中华民族尊严受到挑衅时，每一个中国人都想表达自己心中的义愤之情，然而不同的表达方式就造成了不同的爱国主义。

2008年5月12日14点28分，中华大地毫无征兆地撕裂出一条长长的伤口，数万同胞被无情地掩埋在了废墟之下。5月19日14点28分，华夏大地，国旗低垂，哀笛长鸣。天安门广场上，自发赶来的群众发出了震撼世界的吼声:“中国加油！祖国万岁！”全国上下用行动、用捐款、用一根根点燃心灵的蜡烛为汶川加油。然而就在大家齐心与地震抗战的时候，一个不和谐的音符敲响了。许多网站纷纷列出诸如“国外企业捐款排行榜”、“明星捐款排行榜”等所谓慈善榜单。让人不解的是，许多网民居然对这些榜单中排名较后的企业进行抨击，对其中某些外企再次呼吁要发动抵制活动。用金钱的数额多少来区分企业和个人的爱心，这是一种正确的爱国主义方式吗？显然不是，这只是一种愤青式的发泄。

2008年8月8日，当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响起在雄伟壮丽的鸟巢体育场时，当催人奋进的《歌唱祖国》由一个小女孩真情吟唱时，当经历坎坷的奥运圣火最终点燃主火炬台时，全世界华人的泪水奔涌而出，这些都是激动、幸福、感恩的泪。一个被屈辱和战火笼罩了百余年的国家又重新站了起来，以其饱满雄浑的气势感染了全世界。在之后的比赛期间，从运动员到奥运志愿者，再到普通老百姓，每一个中国人都尽了自己的一份力，我们不仅收获了奖牌榜的第一，更重要的是举办了一次极其成功的奥运会。让之前世界对我们的怀疑都抛到九霄云外。

从李小龙到北京奥运，我们不难发现，如果将中华民族光辉、积极的一面展现给世界，收获的是世界的赞叹和认同。如果用愤怒、消极的一面去面对这个世界，那么收获的只可能是世界的反感和厌恶。这个道理，就好比山谷中回声的故事。因此，我们应该彻底抛弃冲动、泄愤式的爱国主义，我们需要的是理性的爱国主义。

◎危机中更需要国民理性爱国

在新时代，政府作为人民权利的委托者，主要职责之一就是帮助公民表达并实现他们的社会利益。因此，政府应该挺身而出，发挥它的重要作用，正确引导国民理性爱国，既能让民众的情感得以宣泄，同时也能让这种道义的表达成为推动国家进步的力量。从今年发生的事件中，政府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出发，充分引导国民理性爱国。

首先，政府应该在国家遇到“形象危机”时加强公关，重塑中国积极的国际形象，对国外新闻媒体的不实报道及时做出回应，将一个真实的中国呈现在世人面前。比如某些德国媒体在报道“3.14”事件时诬称中国警察监视喇嘛，英国广播公司在伦敦举行的北京奥运火炬传递报道中明显偏袒“藏独”分子，这些行为严重影响了中国的国际形象，同时也让世界人民对中国产生了误解。所以我们应当与西方人民加强沟通，而不是让部分西方媒体“绑架”了西方人民，要让世界人民了解一个真实的中国。

其次，政府应该建立和健全信息公开制度，保证公民的知情权，让民众在第一时间全方位的了解事件真相，而不是偏信谣言，随波逐流。2007年1月17日通过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更进一步明确了这种制度的必要性。在对待突发事件、危机事件时，政府的传统思路是相信控制信息传播更有利于解决问题，因此一味地注重替人们选择知情权的行使范围，试图将影响降低到最低程度。然而，在信息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这种做法忽视了科技进步带来的信息传输能力的提高，漠视了人们权利意识的觉醒和提升，结果导致更大范围的负面影响。比如早期的千岛湖事件和2003年非典前期处理过程。

今年的“家乐福事件”，抵制法国商品特别是法资企业家乐福超市的声音是通过网络和手机短信在民间迅速流传的，造成不少民众误认为法国当局在保卫圣火传递时故意留下了治安漏洞，而接下来巴黎市政厅授予达赖喇嘛荣誉市民称号这件事更是火上浇油。试想当时如果民众能够及时了解事件真相，那么也不会使矛盾升级。事实证明，之所以今年出现那么多那么大的泄愤式爱国主义，网络和短信的谣言在其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这就对政府是否能在第一时间里公开正确的信息提出了要求。在汶川大地震发生的时候，我国政府第一时间公开信息，之后也随时报道最新的消息，这是我们最终能够战胜这次天灾的关键因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