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笑蜀，资深媒体人

　　近几个月来发生的几起极端事件，足以佐证社会情绪正在趋向极端化和暴戾化。

　　第一起是杨佳案。杨佳以一人而手刃十警，以致六人不治，四人重伤。受害者明明是警员，而且代价空前惨烈，网络舆论却几乎一边倒，对杨佳抱以普遍同情乃至是赞美。如果不是社会情绪趋于极端和暴戾作依托，网络舆论的这种偏向是根本无法想象的。

　　第二起是两个多月前的瓮安事件。瓮安县城不过区区六万人口，但出事当天，高峰时聚集现场的民众居然多达整整一万六千人。民众与地方政府的极端对立，于此可见一斑。

　　至于云南孟连事件，云南省委副书记李纪恒在一个干部会上已经有过精辟总结。他是这样说的：“对党充满感恩之情、待人善良温和的傣族群众拿起刀斧棍棒与警察对抗，用暴力维护自己的权益，这件事情必须引起我们当政者的反思，必须引起各级干部铭心刻骨、灵魂深处的反省！”

　　极端不是中国人的性格。但极端事件何以突如其来而且此起彼伏？中国社科院最新出炉的一份调查报告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些想象空间。这项覆盖全国东中西部28个省市区、130个县（市、区）、520个村／居委会的大规模调查表明，“在‘群体冲突’方面，有28.26%的人认为干群之间最容易出现矛盾和冲突”。2006年3月启动的这项调查，与后来此起彼伏的极端事件有着明显的逻辑关系。如果说后来此起彼伏的极端事件是果，那么这项调查所反映的民众心态则无疑是因，是社会基础。

　　社会情绪的极端化和暴戾化，是对社会稳定的重大威胁。如不能有效遏制，其必然结局，就是不知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一个很小很小的偶然事件，都可能引爆整个社会的激愤，引爆大规模的社会报复。而历史已经反复证明，这种社会报复跟大自然的报复一样不加节制，一样严酷无情，而且一样盲目。常言冤有头债有主，但极端和暴戾驱使之下的社会报复，是从来没有精确性可言的。它不会也不可能精确选择个体目标，而往往是一个群体针对另一个群体的地毯式轰炸，覆巢之下决无完卵，最终导致社会的沉沦和历史的断裂。

　　几千年来，中国历史一直在这样的震荡中循环，每当社会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每当社会文明积累到一定程度，社会情绪的极端和暴戾也随之发展到顶点，社会矛盾和冲突也随之发展到顶点，然后马上来一次大的震荡，把几乎所有积累一扫而光，接着一切从头开始，从零甚至是从负数开始。我们的文明史长达数千年，但我们数千年积淀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甚至不如只有两百多年历史的美国，原因正在于此。

　　现在是到走出这种历史循环的时候了。就跟大自然的极端和暴戾发端于自然生态的失衡一样，社会情绪的极端和暴戾，无疑发端于社会生态的失衡。如果仔细观察就不难发现，当下的极端事件尤其是群体性事件，主要发生在县（市区）一级。这或许意味着，当下社会生态的失衡，主要也集中在县（市区）一级。

　　这让人联想到经济学家张五常最近的一个观点。张五常认为，中国三十年既然创造了他所称的人类历史上空前的经济奇迹，就一定做对了什么。而做得最对的，就是以县为基本单元、以县政权为经营主体所展开的激烈的县域竞争。几千个县以自己全部的政权力量，集中辖下的全部资源来彼此竞争，这是创造中国三十年奇迹的根本原因。所以他对此情有独钟，而不惜用最高级的形容词来赞美。

　　张五常的这个观点在互联网上正遭到排山倒海般的抨击。其实如果撇开张五常的主观评价不论，单就张五常描述的事实逻辑而言，则不能不承认张五常说的是对的。县（市区）为基本单元的地方政府，实际上构成了中国最经典的商业公司，只不过这种商业公司并非以资本来支撑，而纯粹以权力来支撑，借助权力垄断自己地头上的一切要素资源，把自己变成惟一的庄家，把自己的地头变成独家卖场，而所有民间自由资本，则不过是这个独家卖场的租客或者说过客而已，雁过拔毛。肥水都流政府田，地方政府想不富都难。

　　结果是什么呢？结果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新形式的国进民退。即便在地方层面，经济高速发展所创造的社会财富，也主要都集中到了地方政府的手上。GDP再怎么高，地方财政再怎么增长，好像跟地方上的老百姓都没什么关系，都未必增进他们的福利。而这种高GDP，这种高财政收入，却往往以破坏地方上的老百姓的生存环境为代价。社会生态的失衡，就这样首先表现于社会财富分配比例的失衡，实际上地方政府与民争利，经济发展上不是还权于民而是一切操之于我，发展权操之于我，分配权操之于我，最终社会财富也主要操之于我。本来应该是经济发展主体和利益主体的民间则成了配角，越来越边缘化，越来越清汤寡水。

　　从这里就清楚社会情绪极端化和暴戾化的终极因素了。固然，地方政府公司化在最初阶段对经济发展确实起到了发动机的作用，其功甚巨，不能一棍子打死。但现在的问题是，它已经遭遇天花板了，它带来的高昂的社会成本已经远远高于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