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韩松落

它最大的成就或许并不在此，不在于票房、奖项，而在于“没有一个台湾人不在谈论《海角七号》”，这才是这部电影最值得注意的地方。

导演魏德圣的长片处女作《海角七号》自8月22日上映后，到10月14号为止，票房已破4亿台币，成为台湾最卖座的华语片，酿就票房奇观的同时，也在台北电影节、韩国釜山电影节、日本亚洲海洋影展、第二十八届夏威夷影展上有所收获，并将代表台湾角逐第81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项，因此被视为引领台湾电影重新起飞的领航之作。

但它最大的成就或许并不在此，不在于票房、奖项，而在于“没有一个台湾人不在谈论《海角七号》”，这才是这部电影最值得注意的地方。

《海角七号》不是我们理解中的那种大片，它采用的其实是一种散文手法，故事更是简淡到几句话就可以概括，一个台湾小镇恒春，为了迎接日本歌手中孝介的海滩演唱会，需要组织一个当地乐团作为暖场嘉宾，一个过气的日本女模特，留在当地，负责完成这项不可能的任务，她所面对的，是一支临时凑起的摇滚乐队。与这个故事并行的，是借助七封信串起的、60年前因日本战败而离开台湾的日本教师和留在台湾的女友相爱而不能相守的故事。

这貌似是一个励志故事，和《光猪六壮士》、《修女也疯狂》一样，讲述小人物在舞台上焕发光彩的过程，但若只是这样，就不会导致它被所有台湾人讨论这个结果。

《海角七号》固然是小人物群像，更值得注意的却是他们身份多重，他们中有闽南人、原住民、客家人、日本人，他们的身份也囊括了民代主席、警察、投递员、清洁工、教会弹钢琴的女孩、月琴大师等多种身份，所使用的语言更是五花八门，所有这些人，在恒春这样一个既保持了农业社会特点、同时也是开放的现代旅游景点的小镇上遭遇，共同组成了“恒春”，也凝成了“台湾人”的缩影。他们的当务之急，是必须沟通、融合、原谅、理解，而为他们提供了这个契机的，是一场日本歌手的演唱会，为了在演唱会上提供一支“在地化”的乐队，不同身份来历、不同愿望的人们走到了一起，并且放弃了种族分野、习见成见、家庭内部的怨恨、各种冲突造成的误解，乃至年龄的沟壑、技艺的壁垒，最终完成了融合和理解。

那支怪异的摇滚乐队，是这个缩影的缩影，它的成员从10岁到80岁，从台北归来的浪子到原住民交警到机修工，所操持的乐器也从吉他到贝斯到鼓到月琴到口琴，完全打破了一个摇滚乐队约定俗成的构建和配置，却奇妙地获得了和谐共处，在最后的演唱会上获得了成功，这个缩影想告诉我们的也许是，在特殊的情境下，必须以打破常规的方式，才能取得真正的融合。

这种融合是有成效的，至少在电影里。影片上半部分，所有人都处在一种焦虑的状态下，被莫名其妙的冲突、火气乃至戾气所左右，影片甚至不惜以夸大家庭内部的矛盾、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方式，来表达这种焦虑，所有人都在大喊大叫，肢体语言过分丰富，动辄摔打、摔门而出，酒店的前台女服务员，也对前来推敲自产酒的客家人冷眼相对，但随着乐队排练的进行，随着演唱会的迫近，随着乐队成员沟通的日渐顺畅，这些问题都得到了解决，所有人像被某种即将到来的狂欢节感化了，说话也小声了，连女服务员也开始为客家人提供便利了，甚至为他卖出去酒而欢欣鼓舞。就连60年前的遗憾，也在60年后得到了弥补，同样叫“友子”的女孩，60年前和60年后的遭遇，也迥然不同。

为《海角七号》的“沟通、融合”主题点题的，是最后的那个彩虹意象，雨停了，彩虹现身，所有的问题都得到了解决，印证了自己的人生观的日本歌手说:“难道你不期待彩虹吗？”

但，是不是存在这样一场演唱会呢？万众一心的狂欢节是不是可以为解决一切问题提供契机？这样的演唱会在什么样的语境下才能得以实现？

《海角七号》有它隐含的政治诉求———如果你不将政治简单地理解为我们一向所知的政治的话，但这种诉求被尽力地淡化了，设置小人物群像的目的，就在于淡化和柔化，而舞台演出这个过程的设置，更以一种逐渐让人热血沸腾的方式，使这种诉求显得人性化。但影片最后，中日歌手准备合唱歌曲的时候，我还是心头一紧，结果他们唱的是一首第三者的歌，一首既不属于台湾、也不属于日本的歌———舒伯特的《野玫瑰》，使用这样一首世界性的、回避了地域民族纷争的歌，意在用一种超脱的视角来观照这一切。这首歌确实令我意外，我甚至认为前面的那些过分明显的象征寓意都有可能是无意，却认为这首歌是故意的，是一种故意的跳开。

而这一切，都意在确认一种新身份，历史和现在造就的新身份，沟通、融合之后创造的新身份，票房奇观和民众的谈论，不过是对这种新身份的一种认可。

同样以青春、爱情、音乐为题，《海角七号》没有让我想起《蓝色大门》，而让我想起陈怀恩2007年的电影《练习曲》，有听力和语言表达障碍的男青年，骑车行走在太平洋的风吹拂的岛屿上，语言和来历丝毫没能成为他和路遇者之间的障碍，但这种无障碍也只有在一种情形之下才能完成，就是对这种新身份的默认。两个片子陆续出现，并非偶然。

《海角七号》和《练习曲》让我感受到了我们对台湾的陌生，尽管我们在过去的三十年里，持续地引进台湾的作家、流行歌曲、电影电视、综艺节目，但所有这些商品所塑造出的台湾形象是一种削薄的、通用的形象，而《海角七号》和《练习曲》却给我们提供了另一个台湾形象，当胡德夫在《练习曲》的结尾唱起《太平洋的风》，我顿时知道了，它们要说什么，剧中人在他所处的环境里，在想什么，感受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