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蔡伟

此次三鹿毒奶粉事件，公众愤怒的一个焦点就是这些涉案厂商不少都拥有“中国名牌”、“中国驰名商标”等光环，而颁发这些牌子的正是在此次事件中负有监管职责的质检、工商等行政执法机构。这种官办评选，实际是执法机构在出卖政府公信力，透支政府信用，这种做法，给国家和公众带来的伤害，已经到了再也不能不正视的时候了。

实际上，中国目前的各种所谓名牌评选已经不是“生意”最盛时期，其高峰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那时候，评比评选发牌子，不仅政府热衷于此，挂靠政府部门的拥有隐含权力的单位、各式各样的协会学会、乃至媒体都挽着袖子干，先是各种条条块块地搞，比如什么“省优部优”，什么“金奖银奖”。笔者上世纪九十年代去一家酒厂采访，这些牌子就堆满了整整一个会议室。其高管还给我讲了一个可笑的事情，该厂收到一份洋文邀请函，邀请该厂到泰国参加“XXX国际白酒博览会”，班子商量，既然是国际盛会，不能不去啊（那时候省优部优已经不值钱，国际奖开始吃香），厂长到了曼谷以后就愣住了，因为发现办会参会的全是中国人，大家基本都是业界熟人。酒业老总相顾无言，唯有苦笑，每家都交钱领奖，看完人妖表演，坐飞机回家。这些游戏的实质就是“背书”——我给你担保，你给我担保费。后来这些牌子消费者渐渐不买账，厂商也不愿再交钱，明星代言开始兴盛，这成了另外一种至今流行的背书形式，当然，这已经变成商业行为，和政府关系已经不大。政府参与这种游戏的，越来越少，政企分开，这是个主流，应当值得肯定，说明中国在进步。

但是，政府并没有完全退出这个领域，尤其是掌握无数企业命脉的质检总局成立以后，操办“中国名牌”认定，原来并不值钱的“中国名牌”，一跃成为国家级荣誉。按照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实事求是地说，这个“中国名牌”评选是有贡献的，让不少优质企业扩大了市场占有率，客观上挤压了假冒伪劣产品的空间，曾降低了公众的选择风险，这也值得肯定。但是，中国要进步，必然走向法治化，不能长期搞政企不分，政府和企业穿一个档的裤子，公众不可能舒服。质监部门担负极为重要的执法监督职责，如失守，则造成的后果将会极其严重（如本次三鹿毒奶粉事件），再操办“中国名牌”和类似评选认定，已属不合时宜，从这个角度来说，国务院批准国家质检总局“三定”新的方案，不允许其再直接操办这种买卖，是完全正确的。

但这并不是说，我们就认可国家质检总局目前的行动，X月X日，质检总局一纸公告说“落实国务院关于总局职能调整的要求，加强对名牌评价过程和结果的监督，（质检总局）不再直接办理与企业和产品有关的名牌评选活动”，这个所谓“不再直接办理”到底是啥意思？难道是变“直接办理”为“间接办理”？质检总局语焉不详，我们从最坏的角度考虑，质检总局是不愿意放弃这个权力，不愿意放弃这块肥肉，不说清楚，是为以后壮大这个业务埋下伏笔。没人愿意自废武功，这个道理大家都懂。

从国家搞名牌战略的初衷来说，是为了扶持民族品牌，促进经济发展，但是今天的环境已经变化非常大，大中城市里受过良好教育的消费者对产品的选择越来越理智，他们越来越注重产品所属品牌，以及与这些品牌之间的消费体验，他们能熟练地借助各种信息工具，进行价值筛选，单纯的“中国名牌”式的政府背书已经不被买账。另外一方面，广大乡村和欠发达地区消费者因为信息不对称，却易受伤害，甚至以血的代价为这种政府背书买单，此次三鹿毒奶粉坑害很多中西部小朋友即是这个道理。

我们期望新任国家质检总局局长王勇先生能正视这个问题。更期望国家能审时度势，革除陈弊，不留尾巴，废除一切以国家信用担保的名牌评选评比。责成质检、工商和卫生等执法部门把精力放到人民群众真正需要的“合格”产品监管体系建设上来，推动行业协会建立自律体系，发展多层次的独立消费者保护组织。如能落实这些措施，企业向政府公权力寻租的黑手不斩自断，企业只能专心搞好质量，不走捷径，依法做生意，不搞歪门邪道。

同时我们也呼吁，消费者掌握好自己的命运，用人民币表达自己的态度，不要轻信各种名牌，理智作出判断。不要被具体品牌绑架，降低品牌依赖风险。（原题为《官办名牌评选出卖公信力理应废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