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洋厂长名叫格里希，是德国发动机制造和铁芯专家。1984年，他退休后受聘为武汉柴油机厂厂长。在两年的厂长任期中，他大刀阔斧地实行改革，把这家管理混乱、浪费严重、质量低劣的“破落户”一跃而为富有国际竞争力的明星企业。格里希期满卸任后，武柴很快重蹈覆辙，故态复萌，在随之而来的市场竞争大潮中逐渐淘汰出局。2000年6月，年望八秩的格里希访华想重访故地，陪同人员怕他看到武柴如此结局会伤感，借故回避。2003年4月17日, 格里希去世， 临终也不知道由他精心培植的企业之花早已凋谢了！

武柴由衰而盛，又由盛而衰，此事也已因格里希的去世而在人们心中淡化了，但是，我认为，这位洋厂长治理武柴留下的一笔精神遗产至今仍应该值得人们认真对待并承继之。

那么，哪些是格里希的精神遗产呢?

其一，一个有出息的企业必须志存高远，将目标对准国际市场。格里希坚持以市场为核心的管理体系，要求产品精益求精，管理层一些干部却认为武柴是农机骨干企业，产品在国内市场上是“皇帝的女儿不愁嫁”，何必这么吹毛求疵。格里希闻之大怒，并召开大会向全体员工慎重宣布:“我的目标是国际市场！”市场经济是无情的，不会因为你是国企就会令客户买你面子认你帐，客户要求的是产品的质量和合理的价格。一旦你的产品质量比不上人家，而你的价格又高于人家，对不起，拜拜！你的产品只能冷存仓库。即使在国内有市场，也要从长计议，清醒认识同类产品在国际市场的行情。你的产品不能打入国际市场竞争不过国外的同行，那么，“出局”便是你的唯一归宿，只是时间的迟早而已。格里希将目标瞄准国际市场，是基于这么一种认识:产品营销无国界。武柴在格里希治理的两年时间内之所以日隆，关键就在于武柴产品不仅适应国内市场, 而且能挑战国际市场；而两年之后武柴之所以日衰，症结也在于它在国内国际市场的败北。

其二，企业实施改革，不能有“姓资”、“姓社”的条条框框。格里希治理武柴伊始，就冒出两股“姓资”、“姓社”的争议:一是有人认为让这样一位洋厂长来掌舵，是“姓资”的指挥“姓社”的，怎么体现无产阶级的领导？二是有人认为这位洋厂长提出的“厂长负责制、岗位责任制、产品名牌制”体现不了“工人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企精神，是“姓资”的统治“姓社”的。格里希耐心告诫企业员工，我虽然来自德国，德国不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但是，管理企业是不分国家政体的，它的规律是一样的，同样要求有制度保证产品的质量，同样要求有纪律约束员工的操作行为，同样要求有实力冲击市场、占领市场，甚至独霸市场。历史证明格里希的话是正确的，经过这30年，市场经济已深入人心，当年格里希提出的改革措施和建议早已成为企业的普遍共识。而什么“姓资”“姓社”这一套条条框框已不能吓唬和阻挡改革的进程了，从这个层面上说，也生动地反映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改革不断深化，已不可逆转。

其三，西方管理学的历史比中国悠久，中国企业改革的出路在于结合国情，借鉴西方管理学。高祭“国粹”的大旗，拒绝接受西方管理学，这绝不是什么“爱国主义精神”。 格里希在力倡改革时受到“国粹”派——计划经济信奉者的重重阻碍，他语重心长地说:中国国企那套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落后的管理体制和模式如果不改革，只能死路一条。斯言诚哉！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公开提倡市场经济，并明确指出:“中国经济学、管理学的主流已转向西方”。毋庸讳言，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长期实行计划经济，在管理方面是落后于西方的，管理不善因而效益低下，始终无法赶超欧美。现代管理学产生于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的西方，美国的泰罗、法国的法约尔、德国的韦伯为其理论开创者，他们与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列宁是同时代人，但马、恩、列、斯及后来的毛、刘等都不太重视西方管理学，列宁甚至把泰罗流水作业“科学管理”追求效益，批之为便于资本家剥削吸血，管理学因而长期被扣上了资产阶级的帽子。革命家对管理学缺乏系统研究，革命成功后在建设社会主义时排斥西方管理学，这使得几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管理水平上普遍落后于西方国家。这是不争的事实。企业管理必须现代化，科学化和全球化，舍此之外，断无其他出路。格里希治理武柴前后的两极变化，充分印证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