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耕身

纷纷扬扬的奶粉，飘飘洒洒成这个秋天最让人心悸的迷茫。胡颖廉在9月23日的《中国青年报》上追问，奶粉事件中政府需要承担什么责任？不过他更想说的是，一个发育成熟的市场显然是解决市场自身问题的良方。对温家宝直斥“没良心企业”，李龙在23日的《广州日报》上历数了三鹿“搞定”有关环节、“摆平”媒体、欺骗消费者的种种潜规则之后，理所当然地追问:有多少行业潜规则需要一个个去打破？而对蒙牛等109家奶制品企业联合发布质量诚信宣言，25日《南方都市报》社论以“鼓励消费者维权就是推动奶业自救”为题指出，如果今次毒奶粉事件处置仍然一循旧制，继续采取压制受害消费者维权诉求的做法，将会严重拖累本土奶业的行业自救。

这是多难的9月。奶粉事件，山西溃坝事件，黑龙江鹤岗煤矿大火，深圳龙岗特大火灾，河南登封煤矿瓦斯突出事故。“这是一个让人悲伤的多事之秋”，曹林在9月24日的《中国青年报》上写道，惟一让人稍感欣慰的是政府迅速掀起的问责风暴。这场风暴，被中新社界定为中国官场9月风暴。9月以来，先后有19名高级高员的乌纱在风中吹落。一地官帽，比这个秋天的漫天落叶更让人感到忧伤与萧条。22日《珠江晚报》发表的评论文章指出，严厉的问责其实在表达着一种必要的政治人格与行政良知。但我们已经不可能仅仅通过事故之后的问责来强化解决问题的印象，不可能通过牺牲一批官员的乌纱来遮蔽社会发展过程中某种真实的血酬秩序。

尽管24日《人民日报》认为，9月风暴是“尊重民意的问责”，使“公众感到了踏实”，但舆论更关心的却是问责之外的行政效率。22日央视新闻1十1节目表示，免职不应变成“带薪休假”。我们关心在这场风暴当中，官员问责能不能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更关注能否以此为契机，使官员问责制度得以制度化、透明化。鲁宁同样在23日《东方早报》提出，当从快启动行政问责专项法制，譬如“行政问责法”的立法程序。不过在25日的《华商报》上，椿桦认为问责风暴关键不在问谁，而在谁问。行政问责的法制化固然有必要，但在现有法律框架下，代表民意的人大代表及人大常委会也仍然能有所作为。他提请公众注意:问责太多是由官意主导的，而不全是民意推动的。

奶粉、大火、矿难纷乱着这个季节，评论家们无不沉浸于对体制与权力的迷思中。在本周，进入二审的“天门城管”与开始引起争议的“南阳网警”联袂而至，令人侧目。天门事件受审嫌犯指原城管局长多次明确要求“用粗暴对野蛮”，对此，单士兵在23日的《华商报》上表示，“用粗暴对野蛮”阻断了社会矛盾之间的缓冲，让权力与公众一下子对峙起来，使非理性暴力产生。同日东方早报评论认为，当天门城管站在法庭上，应受审判的还应有中国的城管制度，更应有中国的权力行使规则。对南阳网警处罚私存黄片案，调查显示，9成网友表示难以接受。25日《南方都市报》的邵建从网警所依据《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的合法性方面指出，该《办法》直接干涉了公民的个人自由，和保障个人自由的宪法精神相对抗。

评论家们更习惯于从别国的经验中得出自己的教训，来给处于体制与权力迷思中的人们以启示。日本毒大米事发致农林水产省大臣辞职事件之后，王石川在22日的《珠江晚报》上指出，“何以问责？日本高官辞职的案例或可为我所用”。不对主管官员及时“切割”，必将继续透支政府公信力；不严格追究领导责任，将无法重塑政府形象。而对奶粉所涉及的儿童利益问题，薛涌在24日的《东方早报》上披露美国是如何保护儿童用品安全的。他指出，美国在这方面的可学之处，主要在于老百姓靠一个非常小的、还没有对儿童构成损害的孤案就能赢得官司。“别人感冒，自己吃药”，24日《新京报》孟德死鸠的文章以中国奶粉事件发生后，美国、加拿大及东南亚一些国家纷纷行动，抽查中国奶粉，加强对本国食品安全检查为由，问道“中国奶业出了问题，为何他国也一片繁忙？”他的回答是:危机往往由人类制造，需要人类共同反省。

秋天已经到了，冬天还会远吗？但无论如何，在25日21时，“神七”冲破9月中国的漫天迷离，升腾而起。在这天的《西安晚报》上，毕舸激情四溢地写道，在奔向太空的漫漫征途中，中国与世界的文明追求，也一点点向国人靠近，大国豪情也于此刻惊喜梦圆。当日《南方都市报》子强则希望，继杨利伟上天后第一句所说“飞行正常”，费俊龙说“感觉良好”，然后“衷心感谢祖国人民的支持”之后，“拜托我们的航天员，这次务必憋足了劲，讲出一句超英赶美、名留史册的话”。并表示，在仰望天空，或是通过电视观看航天员们的太空冒险时，除了狂欢，我们还是要例行地为他们祈祷。——祈祷，也正是这个秋天的最迷离、最柔软与最动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