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形成利益，利益博弈打造了一套规则，规则维系着社会运作，而这一逻辑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官民二分

王礼鑫

公务员局公布的下半年工作要点中，“研究建立公务员流动和正常退出机制”的计划格外引人关注。

近年来，有关公务员的任一话题都可能成为舆论焦点。这一状况一定程度上源于民众对公务员流动现状的较低程度的认同。目前，不合格公务员极难被开除或辞退等，是退出机制不正常的主要表现。如据原国家人事部提供的数据可知，1996年至2003年间，公务员年辞退率仅约0.05%。由于退出机制不正常，公务员队伍“只进不出”，导致人员冗杂、机构臃肿，许多部门采取细化行政事务的策略予以应对，由此造成人浮于事、工作效率低下。种种“官场病”症状扩大了公共支出，损害了政府形象，当然会招致民众不满。

但是，公务员退出机制的建立需避免落入就事论事的窠臼。从公务员制度与社会的关系看，公务员考录、退出等新陈代谢机制是公民与政府联系的纽带之一。公民通过公开公平竞争途径参加公务员考试，进入公务员队伍；不合格者依照规则和程序被清除出公务员行列——这不仅说明了公务员制度的良性运作，也意味着社会流动有序、政府合法性巩固。相反，如果公务员流动机制不正常，可能导致官民二元分立乃至对立，从而酿成政治危机。流动机制不正常的极端情况，是特殊利益集团垄断并世袭政府权力。

当前我国社会“官民”间流动的基本状况属于良性，但具体问题不可小觑。200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研究”课题组指出，十大阶层之一的“国家与社会管理者”不仅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多进少出”的阶层，而且具有一定程度的“代际继承性”。今年上半年辽宁本溪市发生的选拔团市委干部丑闻可以视为代际继承性的典型个案。这些结论或现象值得认真反思。

众所周知，与公务员流动的上述问题“呼应”的还有年复一年报考公务员时“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热闹景象。我们不禁要问，公务员流动的诸种问题是如何形成的？多年来，“一旦为官，终生仕途”，“一朝领导，永享尊贵”，“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现象已十分常见。这种“官本位”与其说源于漫长的封建官僚政治传统，不如说植根于公务员制度及其隐藏于制度背后的理念。观念建构身份，身份形成利益，利益博弈打造了一套机制、规则，规则维系着社会运作，而这一逻辑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官民二分，甚至可能形成相对封闭的官僚政治。

王亚南先生在阐述我国封建官僚政治的属性和存在条件时，认为官僚政治是当作专制政体的一种配合物或补充物而产生的，专制政体不存在，官僚政治也就无法存在。当代中国是人民主权的国家，当然从根本上消除了官僚政治的基础。而且随着时间推移，阶级“敌我”观念稀释了，“人民”概念已大为不同，主流政治原则决不允许垄断权力的特殊利益集团的存在。但是，由初始观念建构的、历史延续而来的制度却可能仍然蕴含乃至强化着“官”“民”分立。因此，有必要清除与人民主权原则相冲突的任何制度及其观念基础。“官”“民”分立而不对立，公务员正常流动或许才有可能。（作者系上海师范大学法政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