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人杨佳在上海闸北公安分局制造的“血案”尚未平息，云南普洱市又发生一起警民暴力冲突血案。据《云南日报》7月20日报道，孟连县公信乡、勐马镇部分胶农因利益纠纷与当地橡胶企业发生冲突，当地公安民警依法传唤在冲突中涉嫌违法犯罪的人员时，遭到当地部分村民暴力围攻，致使多名民警受伤、多辆警车被砸。公安民警被迫使用防暴枪自卫，致多名村民受伤，其中2人因抢救无效死亡。

这是继“瓮安事件”、“府谷事件”、“惠州事件”之后的又一起群体性冲突事件，尽管目前当地的事态已稳定，人们也有理由相信会得到妥善处置，但在短短一个月内群体性事件如此密集发生，还是令人有些惶惑不安。连续一个月来，大众传媒对此评述应有尽有，反思、总结、建言的文章在网上随处可见，不知为什么，就是在这样的一连串的痛定思痛中，类似事件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却有“群体性”爆发的征兆。

关于这些事件的“类似”之处和起因不用细说，在每次“稳定群众的情绪，听取群众的诉求”的“重要指示”背后，都可以感受到隐藏着多么突出的社会矛盾。正像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所言:侵犯群众利益的事情屡有发生，而在处置这些矛盾纠纷和群体事件过程中，一些干部作风粗暴、工作方法简单，甚至随意动用警力……群众意见很大，不但导致干群关系紧张，而且促使警民关系紧张。应该说，这句话比较公正，放在其中任何一个事件中都恰如其分，不过，倘若把这些事件放在一起看，就有以偏盖全之虞了。

从贵州、陕西、云南到广东、上海，群体性事件的发生不分地域不受经济条件所限，具有极强的普遍性。如果把问题归结到“一些人”身上，这样的“工作方法”同样是“简单”。一方面，要从理论上承认群体性事件是利益纷争，就必须认可那些群众都是有血有肉的公民，他们生活在中国社会的最底层，其诉求不过是为了生存。就算有人借机煽动，民众的情绪有如此低的燃点，是不是说明当地的社会矛盾已经严重到了极限？另一方面，一个月之内5个省市连续发生类似事件，如果石宗源说的令人信服，那么“群众意见很大”就不再是个别地域性的问题，而逐渐成为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

有一种普遍认同的说法，认为现在的中国社会是转型时期，在经济建设中每个方面都在追求利益最大化，产生矛盾是不可避免的。还有一种论调认为，对刁民要硬气。在这些人眼里，群体性事件的背后都有黑势力策划和操纵，不锄之不足以显示国家机器的强大，宁可像有些美国人那样把所有不同政见者当恐怖分子，也毫不手软。当然，秉持第二种态度的人毕竟是极少数，而正是这些极少数人，在持第一种态度者的默许或配合下，横征暴敛，鱼肉乡里，老百姓稍有不从，就“随便动用警力”，甚至干脆把人逼上绝路。

从理论角度说，在利益主体多元化的今天，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途径已成为无法回避的问题。以“杨佳事件”为例，《北京晚报》近期在论及“一辆自行车引发的血案”时说:作为一个公民的杨佳，直到行凶报复杀人袭警之前，还是先“礼”后凶的，正常行使了一个公民所拥有的表达权利。促使他走上绝路的原因是，从去年10月5日受到上海警方调查，历经多半年的时间，虽经过两次调解，杨佳的申辩却没有使结果有丝毫良性变化，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才“迫使”他作出了最坏的选择。

杨佳固然不能代表群体性事件中的所有民众，而他们却有一个共同点，都是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究竟是什么原因“迫使”他们产生了“鱼死网破”心理不得而知，但这种“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的绝望情绪太可怕了，它的蔓延直接威胁着社会的稳定和安全。站在这个基点上分析，几起群体性事件虽然规模很小，暴露出的实质却是重大社会问题。

相当长一个时期以来，一些地方政府片面强调经济发展，忽略了应有的服务职能。比如在公共事业范围内，修路要过路费，建校要集资费，拆迁要劳务费，对治下百姓敲膏吸髓，刮地三尺，所作所为甚至比黑帮有过之而无不及。一边是豪华办公楼拔地而起，高档桥车云集，另一边是贫困潦倒，看不起病、上不起学的现象丛生，以致有人为眼前区区小利铤而走险。从近期几起群体性事件看，一些矛盾原本可以得到很好解决，只是因为有人对“侵犯群众利益的事情”熟视无睹，或者从开始就站在了民众的对立面，才激起了民愤。

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曾经说过:“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1985年）他还发出警告:“……有少数人富裕起来，但大量的人会长期处于贫困状态，中国就会发生闹革命的问题。”（《吸取历史经验，防止错误倾向》1987 年）看来，这个论断的确高屋建瓴，因为时下越来越多的群体性事件正在考验着中国。好在各级政府已经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制订出了一系列有关条例和预案，竭尽全力把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但是，仅仅有文字上的条例和预案尚且不够，什么时候能把民生问题提升到国家利益层次，才能真正杜绝类似事件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