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富出现了分化，公权力也出现了腐败，由此导致部分社会弱势群体难以遵循既定畅通的渠道，改变自己低下的社会地位。如果要改变这一危险的现状，必须从根本上建立一个开放流动的社会体系，通过公共财政有效地调节贫富分化，建立有效的监督约束政府部门权力的机制，构建一个独立公正的司法系统。

6月28日，贵州省瓮安县爆发骚乱。7月1日，一名男子冲进上海闸北公安分局，杀死6人，伤4人。这两起事件有一些共同点，都是针对公安机关的犯罪行为，都带有强烈的反社会色彩。

反社会行为有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就是犯罪的对象和犯罪嫌疑人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利益冲突，在贵州瓮安骚乱事件中，绝大多数参与者和直接当事人并没有关系；而上海袭警事件中，犯罪嫌疑人杨某的整个袭击过程，带有相当大的随意性。

近些年来，类似案件频繁发生。2005年8月9日，福建一位癌症患者，将一辆公共汽车焚毁，导致31人受伤。2006年7月14日，陕西安康农民邱兴华因为琐事连杀10人，在逃窜期间又杀害1人，重伤1人。反社会行为因为犯罪嫌疑人的施害对象往往是无辜的第三者，犯罪目的常常以杀害受害人性命为目的，因此社会危害极大；从受害人角度看，这种犯罪基本上都属于无因受害，也无法在生活中有效防范，所以最容易引起公众恐慌。

从社会学上讲，反社会犯罪的当事人，多数在人格上有缺陷，例如极端、固执、狭隘等，但在外因上，在转型时期的社会中，反社会行为明显呈高发趋势。一些地方社会不公、救济渠道不畅、社会两极分化，是反社会行为产生的重要诱因。贵州省官方在事后总结事件发生原因时归纳了五点，其中一点就是“民众有怨气”。这一点，既是客观描述，也是最值得警惕的。上海袭警事件发生后，有媒体认为，上海市的警方安检措施防范不严，但其实，多数这类犯罪的犯罪嫌疑人本身在犯罪时就没想到生还，所以，再严的安检措施，也很难彻底防范。

从根本上讲，反社会行为要想杜绝非常困难，尤其是犯罪嫌疑人的人格因素，很难通过社会发展得到根绝。像美国近些年类似的事件也常有发生，俄荷拉克玛爆炸案、校园枪击案等都属于这类犯罪。但是，对一个社会来讲，将反社会行为发生的外因降到最低限度，将有助于反社会行为发生的频率。

中国社会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经济飞速发展，但与此同时，贫富出现了分化，公权力也出现了腐败，由此导致部分社会弱势群体难以遵循既定畅通的渠道，改变自己低下的社会地位，一旦出现纷争又难以通过合理的渠道寻求社会救济。如果我们分析“公众的怨气”来自何方，这些当是主因。在这种情况下，少数具有极端人格的犯罪嫌疑人，就有可能将自己遭受的不公平待遇，宣泄到整个社会上，因为在这些人看来，造成他们悲剧命运的原因，不是某一个个人，而是整个社会。

这样的局面如果不能在未来的发展中得到解决，反社会行为还可能会继续发生，发生的频率甚至会增加，而这一切，通过短期行政领导接访的方式“维稳”很难改观。这绝不是危言耸听。从长期看，如果要改变这一危险的现状，必须从根本上建立一个开放流动的社会体系，通过公共财政有效地调节贫富分化，建立有效的监督约束政府部门权力的机制，构建一个独立公正的司法系统。而这些工作，还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