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两会”上，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慨叹:“今年恐怕是中国经济最困难的一年。难在什么地方？难在国际、国内不可测的因素多，因而决策困难。”以近日国内外经济走势观之，总理的担忧恐已成为现实。

众所周知，中国经济在年初遇雪灾肆虐，导致大量资产损失并伴随企业业绩下滑；伴随美国次贷危机愈演愈烈，美联储连续大幅度降息放松银根，令通胀本已高企的中国被动输入了大量国际通胀压力，最近三个月来公布的CPI数据均同比增长高达8％以上。眼看“双防”政策已经在国内外经济局势的影响下举步维艰之时，却偏偏又爆发了举世震惊的“5·12四川汶川大地震”，顿时如火上浇油。

四川是中国猪肉和稻米产量最大的省份，震前四川粮食产量占全国的比重为5.8％。影响更大的是猪肉，四川的猪肉产量占全国的比重是10.4％，其中基本已经完全损毁的灾区猪肉产量占全国的4.3％。对粮食和猪肉比重占大头的中国CPI来说，这种损失很可能会带来较大的影响。此外，灾后重建以及灾区人民的生活安置也需要大量的必需品，灾后全世界的捐款以及政府拨发的重建款，都将成为四川等地的额外“流动性”，也可能进一步推升通胀。

当然，地震不仅可能推升通胀，也很有可能会拉低经济增长。包括成都、绵阳、德阳、广阳、阿坝等在内的灾区占全国GDP比重是1.9％。目前经济学界较为一致的看法是可能会导致全国GDP掉0.5个百分点，对今年本来就可能放缓的经济增长带来更大的压力。

以上仅仅是地震可能造成的一些直接影响，实际上，在百业融合的今天，地震造成的间接影响可能远不止于此。针对灾区房贷等金融问题，中国银监会5月23日对各银行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对四川汶川地震造成的呆账作出足额核销。这无疑也会大大增加相关银行的不良贷款比例。

为了应付灾区重建需要的大量资金支持，银监会和央行都表示四川地区的贷款可以不受原先设定的额度限制，于是国内各大银行在几天内向灾区追加的授信额度累计已逾千亿元，其中近百亿元已经发放。这些举措都将直接考验“从紧”货币政策的执行有效性:假如此类额度都是总量之外追加的，则很难防范大量贷款成为新的流动性；假如此类贷款还是要从年初制订的总量中扣除，则势必大大影响商业银行的绩效，从而使全体国民间接付出成本。此中分寸如何把握，管理层当细细考量。

我们还必须注意到的是，当前不仅巨震成灾，在国际上“油灾”亦开始蔓延。目前原油价格已站在130美元一桶之上，高油价不仅令全世界几乎所有经济体都面临高通胀考验，更大大降低了消费者信心，也促使失业率上升，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一幕仿佛就在眼前。

油价以外，美国经济的衰退也令中国的外贸行业面临重大危机，美国海关5月23日统计数据显示，今年输美纺织服装配额使用情况远远不如去年。出口纺织业只是一个缩影，实际上，今年以来广东等地大量的出口型企业已经遭遇到了严重的生存危机。

地震侵袭、通胀难降、金融业受创、油价飙升、出口环境恶化，再加上雪灾和次贷危机，中国经济在上半年就遭遇了至少7道难题，堪称“最困难的一年”。值此时刻，考验的是管理层的调控智慧与艺术。

5月26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要求把安置受灾群众、恢复生产、灾后重建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此外，会议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按照中央的决策部署，坚持一手抓抗震救灾工作、一手抓经济社会发展，全力以赴支援灾区，全力以赴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社会和谐稳定。我们认为，当前的管理层思路已经较为明确，救灾重建第一，保证人力物力，对物价的监控和管制则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不会松动，至于资源价格体系改革以及货币政策调整等问题，都将留待下一阶段来考虑了。一定要把“最困难”的时候顶过去，这不仅考验着中国的经济决策，也考验着中国人民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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