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情之变”只是救灾举措之“变”的拉动因素之一，而非决定性因素。决定性因素是十六届三中全会之后系统全面地提出执政以人为本理念。

唐山大地震与汶川大地震的灾区群众安置,值得一比。

唐山大地震那回，我正在当兵，随所在部队参加了抗震救灾，前后在震区待了52天才返回部队驻地。

大约震后一星期左右，我们开始帮助唐钢家属区搭建抗震棚，那年月抗震救灾的重点是恢复唐钢等重点企业生产。说是抗震棚，其实相当于北方农村的地窝棚，棚的四周是1.5米高左右的干打垒土墙，顶上用的是麦秸秆。到了抗震棚搭建后期，辽宁支援了一批油毡，我们又负责把油毡盖到麦秸秆屋顶上，这样遮风避雨的效果更好一些。抗震棚建成一批，唐钢职工家属就搬进一批。唐山大地震，方圆数百公里的河北农村，农民土坯房基本全坍塌了，可农村灾区群众的安置政府已无力顾及，基本上由农民“自力更生”……

汶川大地震后，灾区群众安置从理念、速度、力度到实际成效，与唐山大地震后不可同日而语。我作为当年搭建抗震棚的一个亲历者，有比较因而体会深切:

首先的比较是，那会儿甭说灾区群众在房屋坍塌后没有专用的救灾帐篷，就是救灾部队的临时指挥所，也没有野战帐篷可用。汶川这一次，国家在震后第一时间，就抢运储存于各地救灾仓库的帐篷。因为无家可归的灾区群众数量太多，国家不惜调动军队战备物资野战帐篷以供急需，甚至于各驻外使领馆，都把在国外采购、收集帐篷作为支援国内救灾的“第一要务”。

这还不算什么，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也把帐篷纳入救灾的重中之重予以高度重视。5月22日、23日两天，胡总书记先后主持政治局常委会第三次专题救灾会议，接待俄罗斯新总统梅德韦杰夫访华，中间还挤出时间到浙江，实地督察帐篷生产并慰问一线生产职工。

安排好帐篷生产，25日胡总书记又亲抵河北廊坊考察过渡安置房生产。总书记既对生产进度提出要求，还特别强调过渡安置房务必具备防震、防水、防火、防风、隔热、保温功能，既要保证灾区群众有房住，还要尽可能改善过渡房的居住条件。这样的要求，唐山地震后的灾区群众连想都不曾想过啊！

识者所知，临时安置灾区群众，帐篷通常可管3个月。面对灾后重建千头万绪，过渡安置房生产本可稍晚再作部署也不能言怠，可中央却提前作出统筹安排。此外，过渡安置房一般可管3年，唐山灾后重建费时10年，可26日，胡总书记又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题研究部署整个灾后重建工作，从中人们理当体味到，整个灾后重建的决策，可谓环环相扣，争分夺秒。

对此，人们或可以说，如今的物质条件和财政实力与当年大不相同，灾区群众的要求也高了，媒体救灾报道也开放不少，许多救灾举措，譬如帐篷和过渡安置房，中央不这么上心舆论会通不过的。是的，我承认“国情之变”促使救灾举措之“变”——这是客观的一面。可是，我还要说，“国情之变”只是救灾举措之“变”的拉动因素之一，而非决定性因素。决定性因素是十六届三中全会之后系统全面地提出执政以人为本理念。

我不否认，随着救灾任务的变化和时间的延续，救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问题背后的体制痼疾已不同程度地暴露出来。但无论如何，这些问题和不足，绝非救灾之主流，只是救灾之支流。分清主次，以历史变迁之大视野，肯定成绩继续发扬，改进和减少失误，是下一阶段新闻舆论支持救灾必须具备的基本价值立场，也是人们评判政府主导救灾工作成效理应坚守的基本价值立场。( 鲁宁 媒体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