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这些所谓的“一线”作家是否捐款、是否对灾难发言，但这些都不是把整个作家群体绑上道德战车的理由。作为一个公民，参与公共事务之时，需要的是尊重他人的参与方式。

在全国人民救灾之际，屡屡出现“道德绑票”。王石、姚明、刘翔、刘德华等一系列企业界、体育界、娱乐界的明星们都淹没在网民们的滔滔口水之中，现在，又轮到了一线“中国作家”，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

潘采夫在《灾难面前，作家不应缺席》一文中指出(见昨日本报C02版)，面对灾难，一些一线的作家游移不定、不愿发声，缺乏参与公共事务的意识和手段。潘采夫进一步征引雨果、左拉、罗曼·罗兰等为社会不公正案例辩护的例子，由此认为中国一线作家辜负了“社会良心”的职责。

笔者认为，作者的评论文章实际上弄错了概念，或者无意中区分了作家的等级，由此导致了一系列的道德挟持。

首先，潘采夫弄错了“知识分子”与“作家”的概念。潘采夫所征引的例子，目前是知识分子研究史上一再被引用的重大事件，这些事件的重心都是“知识分子”，而非“作家”。法、俄意义上所谓的“知识分子”不是一种职业，而是一种方式，是必须承担社会责任，面对社会不公群起而抗议的，甚至于革命。在此意义上，知识分子才有“社会良心”一说。潘采夫认为，作家这个职业就需要代表“社会良心”，未免张冠李戴。古往今来，未有任何一个作家宣称自己代表“社会良心”的，宽容的读者，也未必会去强求作家充当“社会良心”这样一个沉重的角色。

其次，在灾难面前，作家的发言是否要分“一线”、“二线”？怎么区分谁是一线，谁是二线。娱乐圈区分的标准是票房，作家难道按照单本图书的发行量？如果按照发行量来区分一线、二线作家的话，那么这段时间于丹、韩寒、易中天已做得不少了。如果这个“一线”、“二线”的区分，仅仅是读者心目中的价值标准，那么我想，一百个人有一百个“一线”作家，这样的指责，未免泛泛而不切实际。据我所知，作家前往灾区救灾采访的不少，后方为重建灾区发言的也不少。面对中国作家这么一个庞大的队伍，一棍子打死，可否？

无论这些所谓的“一线”作家是否捐款、是否对灾难发言，但这些都不是把整个作家群体绑上道德战车的理由。作为一个公民，参与公共事务之时，需要的是尊重他人的参与方式，笔者愿意认为，即便沉默也是一种参与方式。

□张晓波(北京 媒体从业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