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大地震发生之后，万科的王石以及一些公众人物和企业的捐款没有达到一定的额度，在网络上引起了广泛的争议，就在王石道歉之后，相关争论仍旧余波未平。

批评的一方指责王石在灾难来临时未尽到相应的社会责任，辩护的一方则强调捐款的自愿原则，反对将社会责任强加他人。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话题，双方都有其道理，而且触及了自由和权利的最基本原则。

从内心说，我是反对指责别人捐款太少的。捐款毕竟是件善事，岂有做善事还受指责的道理。在捐款问题上，任何募捐者都不能忽略最基本的前提:捐赠与否，捐多捐少都是自然人或法人支配自己财产的合法权利。不以权利作基础，不以自愿为前提，捐款就不再是慈善，而是道德名义下进行的摊派，一种变相的税务。再多道义或感情上的理由都不能忽视这个前提。如果一个人连自由支配自己合法财产的权利都没有了，这样的社会比发生了地震更可怕，因为它动摇的不是某一地区，若干间房屋，而是整个社会的基本秩序和运行基础。

从另一个角度说，社会大众对于公众人物存在较高的道德期望，希望某些明显企业承担起社会责任，这完全可以理解，但是应把握社会责任的边界和优先顺序。企业社会责任是指企业在创造利润、对股东承担法律责任的同时，还要承担对员工、消费者、社区和环境的责任。随着时代的发展，企业的社会责任内涵也越来越多。简单说来，除了合法经营，照章纳税，善待员工等基本要求以外，近年来又加上保护环境，扶贫济困等多项内容。但是，发展慈善事业这类责任，在责任的优先排序上毕竟是排在靠后的位置。何况，企业从事慈善事业的方式和渠道有很多，又岂能简单地以捐款多少下结论？

值得警惕的是，一些网民的慈善期待超出了正常的范畴，变成了道德审判，甚至采取了造谣等非法手段。比如说，捏造姚明曾经为美国飓风灾害捐了100万美元，以此反衬他在国内的捐款不足。比如说，四处传播与事实相差甚远的所谓“铁公鸡”榜，号召民众进行抵制，这都损害了他人的合法权利。我乐于见到关于捐款问题的辩论，支持网民言论自由的权利，不管他持何种观点，但是辩论应基于事实的基础，言论自由也不能突破基本的底线。

总而言之，慈善期待也好，社会责任也罢，都要以尊重他人(自然人或法人)的权利为前提。无权利而有责任，则责任不过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有权利而无责任；这样的企业或个人难免“德之不厚，行之不远”。抗震救灾，我们需要权利基础上的责任。

最后，我想引用一代政治哲学大师罗尔斯在《正义论》中反复证明了的论述:一个正义的社会，不仅需要自由的第一原则，同时也需要平等的第二原则；在不违背自由的前提下，强者有义务给予弱者以各种最基本的补偿。诚哉斯言，我们切不可忘记，强者给弱者的补偿，一定要在不违背自由的前提之下。缺少这个前提，正义的扶贫济困也会演化成不正义的劫富济贫。

原题：抗震救灾，我们需要权利基础上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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