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台湾“921”震央的建筑遗迹

当四川大地震救灾工作仍在艰难地进行，余灾仍随时有可能发生之际，灾后重建已开始被提上紧迫日程。笔者认为，台湾“921”震灾重建的经验十分值得我们学习。我们的眼光还可以，也应该更加高远些:重建，不光是重建一批物质性的构筑物，也是重建已经沦为废墟的文化，重建已经破碎了的人心。

作者:朱涛 建筑师

台湾“921”地震是20世纪末期台湾最大的地震，发生时间为1999年9月21日1:47:12.6，震中位于台湾南投县集集镇，规模高达里氏7.3级，造成2321人死亡，8000余人受伤

当四川大地震救灾工作仍在艰难地进行，余灾仍随时有可能发生之际，灾后重建已开始被提上紧迫日程。笔者认为，台湾“921”震灾重建的经验十分值得我们学习。在亲身走访当年参与重建人士和研读相关资料的基础上，笔者先试着在这里粗略概括出几条主要的台湾经验。

清晰、透明的政府组织

台湾地区是多震地带，而且台湾特别注重随时吸取其他地区抗震救灾的经验(比如在日本阪神地震第二天就派专人去现场考察)，因此，在“921”大地震爆发后，台湾当局的工作自然体现出极高的效率。

在“921”地震发生的第四天(9月25日)，台湾当局就依据“宪法”增修条文规定颁布了紧急命令，以便于紧急救灾措施能突破相关法律的限制，如在财务资金的紧急调度和运用，在简化城市规划变更程序等方面，以便有力推动救灾和重建工作的展开。震后第六天，在抢险工作展开的同时，台湾当局就成立了指挥重建的机构——“九二一震灾灾后重建推动委员会”。该机构是一个从上到下垂直一体化的组织结构，在水平上又细分出各种不同的责任分工(如图一)，并落实到具体人头上。上周在台北，笔者从当年任“重建会副执行长”的丁育群那里看到一份通讯录，其中所有具体负责人的联络方式都按照整体结构图清楚地列出，可以想象该组织中各负责人之间的纵横向联络是非常高效的，并且媒体、民众与相关部门之间的互动也可以很精确地对位。丁育群笑着对笔者说，在几年的重建过程中，“重建会”的成员每天一出门就会被媒体、民众围上来诘问甚至咒骂——但丁先生坦然说，接受群众的意见、建议，而民众的各方面意见汇总起来，正是“重建会”的工作得以成立和展开的主要前提之一。

在四川震灾重建工作已提到紧迫日程的今天，想必我们的中央-地方政府已经发展出一套完备的重建工作组织机构。但是，对媒体、对民众来说，它却始终是个“隐形结构”，没有被清晰地公之于众。民众每天从媒体中看到的是政府工作所取得的成就——是一些好的结果，但民众无从知道该政府机构是如何在运转——它取得成就的机制是什么，因而民众其实无法全面评估这些成就，更谈不上有效地监督政府的工作了。同样重要的是，无数民众，不管是民间团体还是个人，其实都特别希望能尽自己的力量，帮助政府分担一些工作，但面对政府的“隐形结构”，往往自觉茫然，无从入手进行交流。

强势政府因其高度集中的行政力量，在救灾重建工作中可以达到高效率。而台湾地区的经验告诉我们，将高效的重建工作组织机构向社会公开，建立起与社会的互动，让关心和热心参与重建工作的民间团体和个人不再盲人摸象，而能在与政府的对口单位通畅地联络，非但不会降低，反而可以更促进政府工作的效率，并能保证整个重建工作更加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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