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评论员

5月18号，在四川汶川大地震过后的六天，国务院决定，2008年5月19日至21日为全国哀悼日。在此期间，全国和各驻外机构下半旗志哀，停止公共娱乐活动，外交部和我国驻外使领馆设立吊唁簿。5月19日14时28分起，全国人民默哀3分钟，届时汽车、火车、舰船鸣笛，防空警报鸣响，以此表达全国各族人民对四川汶川大地震遇难同胞的深切哀悼。

在此之前，新中国尚未有过为大规模的死难平民下半旗的先例。

人是礼仪化的存在，一个人的个体情感，一个国家的集体情感，常常必须依靠礼仪来表达，通过特定的、共同的礼节，表达共同的感情。在5月12日发生的汶川大地震中，横来的灾难打断了日常生活的流程，一天天叠加的死亡数字，猛烈地撞击着吾族吾民的心，令人触目惊心。

如此深重的灾难，竟然发生在我们无知觉的生活中，仿佛伺伏已久，而且毫无预警，只是在这突然之间，赤裸裸地把一切鲜血、尸体，化为不断叠加的数字，血淋漓地堆到每一个人的面前。

面对自然，面对灾难，人类创造的文明，乃至人们自己的生命，都只如雨中的浮萍，行走的蝼蚁一般，脆弱到极点，只要天底下稍有声响，就会将生命彻底地击溃。那些与活着的我们共有一片天空，呼吸着共同的空气的人们，那些刚刚进入教室开始下午的课程的孩子，那些为了养家糊口，颠沛流离于城市与乡村，田地与工厂的人们，就这样在大地的轰鸣声中死去。一个越来越走入正轨的国家，必定越来越无法承担死亡的重量，一个越来越习惯和平的时代，必定越来越无法忍受灾难措手不及地爆发。

如果说这样巨大的灾难能够给我们什么教训的话，那就是尊重生命，用一切途径，用所有礼仪，来表达对死去的生命的哀悼，与对活着的生命的尊重。为平民的死难下半旗，这是国际惯例。国旗是一个国家的象征物之一，下半旗便是全体国民向死难者进行哀悼的仪式。这一仪式不仅意味着全体国民对死者的尊重、悼念，而且向死者的亲人传递着这样的信息:他们虽然失去了亲人，他们的家庭遭遇了不幸，与他们一样，整个国家都沉浸在哀痛之中。除了物质上的援助、补偿，为死难者下半旗，是对死难家属精神上的慰藉。

表达哀痛还有许多方式，例如建立“5·12死难者纪念碑”。在大规模的灾难发生的时候，通过纪念碑让人们记住灾难，悼念死者，是尊重生命的一种表现。

如果说“全国哀悼日”是暂时性的，那么纪念碑便具有永恒性的意义。一个国家发生了重大灾难，在人们抹平突如其来的巨大哀痛，治愈撕心裂肺的伤口之后，需要有一个地方，让后来者凭吊，叹息，让后来者回想生命的脆弱，更加珍重生命，更加有勇气去建构一个成熟的民族共同体。

国旗不止为去世的国家领导人而下，而且更应该为灾难中的平民而下，尤其是大规模死亡的灾难。纪念碑也不止为捐躯的烈士而立，而且还必须为受灾死难的平民而立。在这样死亡数万的灾难面前，必须通过各种方式表达对生命的尊重。

并且，这场地震一定会带来震区经济发展水平的急遽下降，而灾区百姓重建家园的最大障碍，可能是事后公众的遗忘。在暂时抚平伤痛之后，灾区所需要的，是长期的帮助与关怀。

灾难发生到5月19日的“全国哀悼日”，就满七天了。中国民间传统的丧葬礼中，有“头七”这样的说法，在这一天，死者的魂灵会回返人世间，做最后的告别，之后重新走上生命之路。但愿死难的同胞、乡亲们，在大地之母的怀里安息，但愿灾区活着的人们，更加坚强地面对生活，但愿这个国家，能够用各种方式来纪念这次灾难，记住生命的脆弱，活着的不易，从而更加完善这个民族共同体的各种制度，创造更好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