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3日是大邱庄被宣布为全国第一个亿元村的纪念日。大邱庄的历史价值被明显低估了，它是一个解析政治和经济纠葛的典型案例，是一个国家发展的缩影。

它最初以家长制(准确地说是极权制)模式快速发展经济，随后由于“家长”出事而急剧衰落；经过改制又重新启动，目前发展良好。

这个“家长”就是一代人耳熟能详的风云人物禹作敏，一个中国三十年改革开放历程中不容忽略的代表符号。他是一个改革者，当全国还处在计划经济时代，他就率领大邱庄“挖社会主义的墙脚”，搞起了集体工业，迅速致富。他同时又是一个专制者，牢牢控制全村一切权力，拒绝民主和法治，任人唯亲，甚至私设刑堂，终于犯罪，身陷囹圄，死在狱中，铸成一段悲剧。

现在大邱庄的官员，都力赞改制的好处，称禹作敏时代产权不明，包袱过重，依赖银行贷款，如果不改制，肯定走不到今天。但也有人怀念禹作敏时代，认为假如他没有出事，那么村民的福利会更好，社会治安会更好。毕竟，现成的例子，还有神话般的南街村。

这个假设要成立，只能把禹作敏出事当作一桩偶然事件。有人认为，禹作敏错在组织武装对抗武警，国法难容。就具体的事情看，他的确有可能躲过这一劫。

但禹作敏曾说，“我用的人，群众选出来的一个也没有”，“村里所有承包单位的承包人都由我任命，工资奖金都由我定”，“也可以说，(大邱庄)这几十亿资产是我的”。由此可见，在他的管辖之下，民众没有参与公共事务的权利，也没有拥有和处置自己创造的财富的权利。此情此状之中，只有两种可能:要么国家法律对这些侵犯和剥夺视而不见，要么专权者的出事不可避免。

禹作敏要保持他的那种经济模式，就只能采用相应的控制模式。我并不认为，假如还是禹作敏时代，大邱庄在经济上就一定已经破产了。

但可以肯定的是，如果大邱庄民众的政治权利仍然得不到保障，那经济权利只能是虚幻的表象。没有所有权的福利其实不是真正的福利，是当年大邱庄民众交出自由换来的一点回报。如果人的生存目标只是有吃有穿有住治安好的话，那么，那些条件较好的监狱里的囚犯，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

(作者系资深时事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