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北京3月22日电:国家统计局局长谢伏瞻当天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表示，我国要把抑制物价的过快上涨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目标，并以五大举措应对世界经济环境的变化。

面对国际、国内通胀形势，有效抑制物价过快上涨确属我国宏观调控当务之急。但谢局长开列的处方——短期政策五大举措，第二个值得思辩:“要调整理顺务工和务农收入的比价关系，加大对农业的补贴力度，防止务工收入的过快上涨，降低劳动力成本所推动的通胀压力。”

劳动者收入是劳动力价格，各行各业的比价协调，意味着劳动力配置优化，务工和务农间不例外；通胀是货币现象，无论需求拉动还是成本推动，都根植于货币增速超过商品增速。很清楚，比价与通胀没直接关系，有无通胀都需要比价协调，而比价协调与否都可能存在通胀。

所以，应理顺务工和务农收入的比价，这毫无疑问。但有疑问的是，在政府政策层面，把这种理顺用作遏制通胀的武器之一，尤其以“防止务工收入的过快上涨”来缓解成本推动通胀。

从理论上讲，市场经济无可替代的优越性就在于，给定经济环境，包括物价、工资、利率在内的全部价格由市场充分调节，可得到最富效率的资源配置结果。就实践而言，市场经济先行的西方发达国家的历史反复证明，除了改善经济环境而间接作用于价格走势，政府直接影响价格的一切明里暗里的干预、或紧或松的管制都扭曲供求，积极作为无不带来消极后果。

除非迫不得已，政府不插手价格运行，即使解燃眉之急也动作审慎、幅度有限——“毒副作用”明显的控价“西药”，是不是换个“中药”包装就可大胆注射？谢局长所言“防止务工收入的过快上涨”，是不是有“看得见的手”将对“看不见的手”越俎代庖的政策取向隐忧？

其实，不管谢局长的话属个人观点还是政府意见，也无论公众是否误会谢局长言下之意，既闻“防止务工收入的过快上涨”一语，指出政府拿此举医治通胀疑似错误便很有必要。在不忘一般原理和史实证明之外，还特别应当正视这一基本国情:长期以来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是，务工收入虽相对于务农收入较高，但相对于企业利润却偏低，在此角度从未“过快上涨”。

而成本推动的通胀，有工资推动型、利润推动型和两者合力推动型，现实观之，即使政府要强力降压，也应首先开出防止利润过快增长的“中药”，对务工收入设防恐怕把错了脉，与十七大报告提出的“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的精神相悖——目前，包括务工收入在内的劳动力成本，不是高了，而是太低廉。

务工收入水平应由市场决定，政府之责是规范劳动力市场，促其走向合理。无论对理顺务工和务农的收入比价还是对缓解成本推动通胀，“防止务工收入的过快上涨”都疑似错误处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