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进党能够在选举中屡屡胜出，煽动悲情是其致胜的利器；执政后，民进党从煽动悲情堕落为制造悲情，走向了他们标榜的“民主进步”的反面

在岛内，民进党一直以悲情作为选举造势主打的基调。悲情土地是其成长的温床，悲情历史是其发展的摇篮，从而形成其选举文化的重要特征——“绿色悲情”。民进党能够在选举中屡屡胜出，煽动悲情是其致胜的利器；执政后，民进党从煽动悲情堕落为制造悲情，走向了他们标榜的“民主进步”的反面。

煽动悲情博取同情

时至今日，煽动悲情博取同情，依然是民进党惯用的手法。对于大陆颁布的《反分裂国家法》，台湾当局领导人诬其为“恐怖的战争动员法”，并举行了“3·26反吞并”大游行。陈水扁一改过去逢游行集会必激

情演讲的做法，“只游行，不演说”，刻意给人留下受到外界压力的想象空间。与此同时，台湾军事机构用计算机仿真演示解放军“用导弹攻台”，摆出一种“用大刀”对付导弹的哀兵姿态，祈望给人一个“在国际上只要让人家感觉台湾受欺负就够了”的印象。

2004年2月28日由李登辉担任总召集人的“绿营正名大游行”，显然是一出悲情戏码。从台湾最北端的基隆到最南端的屏东，当百万人手牵手大喊“台湾YES”、“中国NO”的时候，整个岛屿几乎都笼罩在一片悲情之中。扁李合作如此炒作“二·二八事件”，从根本上说，是打“大陆打压台湾”的悲情牌，以骗取大选同情票。无疑，拿50多年前这个老题目一再来翻新，不啻是把“族群间的伤口撕开再撒一把盐”，最痛的还是台湾老百姓。

李登辉有一句名言:“生为台湾人的悲哀”，这是他与日本作家司马辽太郎促膝对谈时“讲出的心中的话”。李登辉讲这句话，其意在煽动本土台湾人的悲情，为建立“台湾人的国家”造舆论。但曾几何时，《反分裂国家法》的颁布，从根本上斩断了“台独”的梦思。无论“反吞并”游行，还是“正名”游行，都只能博取民众一时的同情，而不可能成就长远的图谋。

借两颗子弹掀起悲情

当去年“3·19”扁吕在台南扫街拜票时，数以万计的选民前呼后拥，摇旗呐喊，一路追随，把象征民主的选举造势哄抬到了极致。那两声枪击，扁仅擦破肚皮，吕只碰伤膝盖，但却在瞬间煽起了部分选民疯狂的悲情。在绿色选民迅速集结之际，陈水扁发表了煽情的电视讲话，遂使岛内标榜民主的投票趋向迅即翻盘。

绿营夸大甚至制造悲情，早有先例。如伪称“二·二八”唯本省人遭杀戮，夸大本省人被杀十万，是其中一个“杰作”。据历史学者李敖考证，“二·二八事件”并非只有本省人被杀，例如外省人刘青山从台北逃往台中医院，被人剜眼、割耳、剁鼻，却被伪造成本省人被害的典型；从1947年户籍登记和近年被害人家属抚恤金申请名单的统计来看，“二·二八”本省人被害不过千人。民进党伪造史实，完全是为了制造悲情的需要。

从煽动悲情到制造悲情，标志着民进党的沉沦。有学者甚至预言，如果2008年选举民进党选情吃紧，也许会在台湾外海弄一颗没有爆炸的飞弹赖给大陆，从而制造出更大的悲情，以助其再度当选。

伤痕累累的心灵

台湾岛是一片滋生悲情的土地。且不说当年先民历尽艰险漂洋过海，有多少人葬身海底；也不说当年先辈渡台面临瘴疠瘟疫肆虐，又有多少人丧生异乡；单说甲午战败清政府割台，台湾人民遭受的苦难就令人扼腕痛心。当台湾人民“无天可吁，无主可依”，“无人肯援”，仅凭一岛之力抗拒日本殖民者的武装割占时，其悲愤无助之情不难想见。日本殖民统治50年，台湾人民过着“二等公民”的凄惨生活，在“皇民化”运动风声鹤唳之际，台湾人民的心一直在滴血。

国民党败退台湾后，国民党当局断绝了海峡两岸同胞的任何往来达40年之久，这无疑于割断了台湾与大陆母体联系的脐带，台湾人民心中的悲苦又能向谁诉说。

毋庸讳言，悲情土地最终成了“台独”滋生的温床，却是人们始料未及的。所幸在这一片痛苦的土地上，依然有伤痕累累的心灵的真诚呼唤。吴浊流的《亚细亚的孤儿》，表现了中华民族不屈的抗争精神；罗大佑唱出了“亚细亚的孤儿在风中哭泣，黄色的面孔，有红色的污泥，黑色的眼珠，有白色的恐惧”；云门舞集的《薪传》舞出了先民战天斗地的悲壮，让观众泪流满面，不胜唏嘘；著名作家陈映真描写的“台湾的忧郁”，更成了他自己忧郁心灵的写照。

挣不脱的悲情桎梏

早期“党外”人士，都极力把自己打扮成“受迫害”者。1979年发生的震惊岛内外的“高雄事件”，黄信介、施明德、姚嘉文、张俊宏、林义雄等150多人被捕，成了后来民进党悲情的源头。翌年，因“高雄事件”引发的“军法大审”受刑人家属许荣淑（张俊宏妻）、周清玉（姚嘉文妻）“代夫出征”竞选“增额立委”，她们在政见会上如泣如诉地叙述受刑人的际遇，使无数男女伤感落泪，结果两人都高票当选。此后，“挥泪政见”成了民进党吸收女性选票的有效机器。

民进党成立初期，处处受到执政党的打压，但打悲情牌往往能使其化险为夷。以1997年县市长选举为例，面对李登辉“光复”所谓“主席故乡”台北县的严峻局面，身患绝症的民进党元老卢修一，不顾病痛从医院直奔选举现场。他搏命一跪，深深感动了在场的选民，居然奇迹般地化作了民进党胜出的选票。

民进党领导人都乐于把自己塑造成悲情形象的代表，以助其开拓个人事业。“台独教父”彭明敏因发表《台湾人民自救运动宣言》，成为国民党的阶下囚，却被一些民众视为国民党高压政策下的受难者代表。曾任民进党主席的林义雄家中发生满门被害的凶杀案，他后来戴着草帽在岛内作苦行僧式的行走，被塑成了一个无声抗争的苦难者。当年吕秀莲被关押期间，以母亲病

危及病逝两次申请回家探母、举丧，均遭拒绝，她在狱中长跪不起，哭诉国民党的非人道行径，赢得了社会的同情。甚至贵为“总统”的陈水扁，也成天推着太太的轮椅，在无声地诉说着当年车祸的悲痛，以博取人们的同情。无疑，民进党领导层不少人为悲情所束缚，为悲情所窒息，更无法挣脱悲情的桎梏。

民众厌弃“绿色悲情”

人类情感对于与生俱来的悲天悯人之情，向来特别敏感。民进党在野时，一些候选人常常在自己的宣传车上摆着借用的棺材，以另类的举动向市民申诉。但民众后来看够了这些花招，已不再相信眼泪，悲情也从此少了“卖点”。民进党执政后，从煽动悲情堕落为制造悲情，进一步失去了对民众原有的一点吸引力。今后，即使民进党再怎样操弄悲情搞分裂，广大民众也不会轻易相信其制造的“大陆攻台”神话和“大陆打压”狂想。

不可否认，悲情有大小之别，“小悲情”不能无视“大悲情”。民进党“台独”势力的产生与膨胀，的确有源于台湾人悲情历史的因素，但他们却忘记了整个中华民族的悲情历史。其实，不论台湾人在全体中国人都遭受劫难的时代受过什么委屈，也不论台湾人受过什么痛苦，仅凭一己悲情是决不能构成分裂中国理由的。

台湾民众早已厌弃了“绿色悲情”，民进党想靠悲情赢得选举或分裂国家，是绝不可能成功的。（天津社会科学院台研所所长 姚同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