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助锦旗与合影，借助四卷本毛选，借助扶持典型的政治贷款堆起来的林立厂房，王宏斌就可以从外界的市场体制中寻求南街村需要的东西，比如发展资金，比如劳动力。按照王宏斌的说法，“贷款也不那么难了”。王宏斌其实只认准了一条，戴上毛泽东思想的大帽子，就像穿着黄马褂手握免死金牌一样百无禁忌。

“中原第一村”——河南漯河南街村濒临崩溃的消息见诸报端之时，恰逢举国上下总结反思改革三十年的成败得失，以经济高度集体化为圭臬的南街村，又为市场经济做了一次反面注脚。如果仅以“违背市场经济规律”来解释这一事件，显然不能回答这个“独立王国”轰然坍塌的全部谜团。

长久以来，“经济高速增长”的南街村在外人眼中是一个不能破解的谜。自安徽小岗村联产承包以来的30年中，像南街村这样高度集体化、高度政治化的中国基层村落，恐怕独此一家。

在外部世界经受市场经济与全球化洗礼之时，南街村为何以及何以形成此种独特体制？现在看来，经济行为借助意识形态之“虎皮”，使得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报道说，南街村长久以来的发展，离不开持续的银行贷款以及廉价的外部劳动力。南街村的体制，其实并未脱离外部的市场经济大环境而独立存在。它也需要商品流通、外来资本与劳动力，南街村没有理由也不可能不按照最简单的游戏规则来玩，当它违背这些规则——比如欠债还钱——就必须为外界所不容。

不论如何，南街村是一个与国家政策有着诸多背离之处的体制。它如何从内部与外部建立其体制的合法性？这在籍的三千多名村民从改革前高度集体化、政治化的人民公社中刚刚出来，却进入了另一个高度集体化、政治化且与外界隔离的体制，为什么还能一致拥护王宏斌的三套班子与几乎不受任何约束的权力？南街村并未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却何以成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典型？

一切的奥秘，来自于南街村那面无法被质疑的旗帜——毛泽东思想。需要注意的是，南街村里的毛泽东思想，与国家意识形态认同的毛泽东有着显著区别。在南街村，毛泽东思想被简化为政治挂帅与破私立公，这恰恰是改革开放初期被正统的共产党人所否定的那部分。然而，这依旧无损于王宏斌带领南街村人以自己的方式理解毛泽东思想。共产党人否定了毛泽东思想中不合理的成分，但却无法否认依赖这种成分建立起来的“毛主席共和国”。

南街村成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典型，始于1989年的秋天。彼时，打什么旗，走什么路，成为当时最大的政治议题。此刻南街村获得了来自最高层级的领导的肯定，这给捉襟见肘、面临存续危机南街村带来了回春良药。

现在看来，这剂药不仅是强心针，也是催化剂。南街村被当地迅速树立成先进典型，成为一个有着特殊意义的政治符号和象征——读毛主席的书，走毛主席的路，也能达致共同富裕与共产主义。这时候，人们却发现自己面临一个尴尬——这个不搞市场经济、不搞改革开放的基层村庄，是任其发展还是果断阻止，都不是一个可以为多方接受的办法。

也许是担忧南街村可能引发的深层思想论争，这种模式被自上而下地默认。借助锦旗与合影，借助四卷本毛选，借助扶持典型的政治贷款堆起来的林立厂房，王宏斌就可以从外界的市场体制中寻求南街村需要的东西，比如发展资金，比如劳动力。按照王宏斌的说法，“贷款也不那么难了”。王宏斌其实只认准了一条，戴上毛泽东思想的大帽子，就像穿着黄马褂手握免死金牌一样百无禁忌。

后来我们知道，南街村的“社会主义小社区”，并非如其宣称的那么妙不可言。高度组织化的社群关系代替了正常的人际关系，个人的权利被简化到若有若无，甚至与国家法律相龃龉。王宏斌本人则成为高度集权的家长兼企业执行长，在现代文明、市场经济之外醉心于自己的小王国。

南街村的华丽的外衣尚未褪下，掀开的袍角已露出腐烂的肌体。这也许在反思改革三十年的独特时刻，能让人们再次思考，我们到底需要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