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嘉兴平湖新埭镇新居民事务所内，28岁的张建嫦接过了一个绿色小本本。小张是广州人，5年前来嘉兴并留在该地工作。这小本本，是浙江第一张“居住证”。在浙江实行20多年的暂住证制度画上句号，新的“居住证”时代来临。(11月21日《都市快报》)

报道说，“这和国内部分城市实行的居住证制度有一点不同，有些城市虽然从暂住证变成了居住证，但仅仅是改了一个字，没有实质性变化。”这实际上提出了最本质的问题，从暂住证制度到居住证制度，到底应该有哪些“实质性变化”？

一个必须正视的问题是，随着居住证制度在越来越多的城市推行，新的“居住证”时代恍然来临。但人们逐渐发现，一张薄薄的居住证并不能带来多少质的改变：城里人的还是城里人的，打工者的还是打工者的。

比如，在国内较早实行居住证制度的上海市，居住证也是分等级的，外来的大学生可以办人才类居住证，可以在社会保险、住房贷款、购车挂牌、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等方面享有市民待遇；外来的打工者，或者没有大学本科学历的外来人员，就只能办临时居住证，基本上跟暂住证没什么区别。而且，能否取得居住证，还得看单位是否有实力；如果自己去办，烦琐的程序、近乎苛刻的条件能让人欲哭无泪，用一位亲历者的话说，就“像办留学签证一样艰难”。

与宣传的不一样，现实中《居住证》制度的保障和服务功能并不多，管理和强制的色彩却很浓。例如，根据现行《上海市居住证》制度暂行规定的24条和25条的内容，可能意味着居住证持有者在上海工作到60岁后，必须回到户籍属地去享受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8月29日《东方早报》)。因为一个人退休后，就不可能继续持有上海市人才类居住证，就算由于特殊原因持有，按现有的规定，也不可以在上海办理退休。试想，一个外地人在上海工作了一辈子，到老却要回户籍所在地养老，难怪许多人说，暂住证变居住证只是“换汤不换药”。

有评论认为，从“暂住证”到“居住证”，一字之差体现出城市管理的重大进步。笔者认为，这种进步仍然是有限的。涉及关键利益环节的调整或改革，举措仍然嫌少，这就决定了居住证制度只能是过渡阶段的权宜之举，它所标志的仍然是城市户籍人口以及外来人口这两大“阵营”。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彻底的户籍制度改革。

在此意义而言，虽然随着新的“居住证”时代来临，一夜之间，人人都可以是“新市民”，但在保障平等公民权的道路上，我们依然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