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鼎新 美国芝加哥大学

当代世界民主化已经成为一个潮流。但是，在西方成熟的民主社会里，人们却普遍感到民主体制的危机。在北欧的一些国家，一个常见的汽车后档粘贴写道：“对美国人好些……否则他们会把民主送到你的国家来。”虽然这一粘贴表达了欧洲百姓对美国入侵伊拉克的不满，但是他

们对民主的失望也跃然纸上。在西方国家里，学术著作诸如《挽救民主》（SavingDemocracy）和《理性选民的迷思》(TheMythoftheRationalVoter)等等不断涌现。西方成熟民主社会中所存在的这些思潮和实证研究并不等于民主体制在西方社会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危机，但却体现了西方民主的弱点和西方相当一部分人对此的不满。如何在向民主国家转型过程中避免民主体制的弱点和发扬其优越性是一个必须正视的问题。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深刻理解民主体制的生命力及弱点所在，并在此基础上达到制度创新。

民主体制为一个国家的内外政策提供合法性

现代民主最为主要的意义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在现代民主下，各路政治精英在程序化的权力争夺下达成了权力制衡，从而限制了国家的权力。这一点在现代社会中尤其重要。在传统国家中“天高皇帝远”，国家对普通百姓的直接控制力十分有限，地方社会的秩序主要是通过地方精英主导下的自治管理而达成，国家的政体形式与一般百姓的生活之间没有很紧密的关系。但是在现代化进程中，大多数国家都建立和强化了科层制度，并大大提高了通讯、交通和管理能力。这些都导致了传统社会中贵族和地方精英权力的衰弱和政府对百姓直接控制能力的大大增强。面对这一日益膨胀起来的利维坦（国家），怎么制约国家权力就成了一个主要问题。相应，麦迪逊所言的“让野心制约野心”的民主政府就成了限制国家权力的一个选择。

第二，民主最为有效地解决了现代国家的合法性问题。一个国家统治的合法性可以基于价值观／情感、绩效以及竞争性选举三个方面。国家的合法性可以建立在意识形态或宗教的基础上，也可以建立在最高统治者的神秘感（如真命天子）或个人魅力上。这些均属于价值观／情感合法性。国家统治的正当性也可以来自于它的绩效。一般来说，现代国家的绩效合法性主要有三个来源：统治者在领导经济发展和提高百姓生活上的表现、作为社会道德表率的表现、以及维护国内安定和防止外族侵略的能力。最后，如果一个国家的统治者产生于一定程序下的竞争性选举，这就为国家统治的正当性提供了基础。

对于现代国家来说，民主选举为国家提供了最为稳定的合法性基础。一个以理性意识形态为合法性基础的政府一旦不能向大众提供该意识形态所许诺的东西，就会出现社会信仰危机，其合法性就会受到动摇。作为国家的合法性基础，宗教或真命天子式的统治者神秘感要比意识形态来得更具有稳定性，因为它们所许诺的东西只可相信不可验证。但是在这个已经脱魅了的时代，把它们作为国家的核心合法性基础已没有可能。领袖人物的个人魅力常被称之为克里斯玛权威，作为国家合法性的基础，这种建立在个人超常品质及其体现的特定使命的权威因其个人性而具有不稳定性。这种权威注定要被日常制度权威取代。和价值观／情感合法性一样，绩效合法性也难以为一个国家提供一个稳定的核心合法性。因为没有任何一种经济能够一直保持高增长率。以政府官员的道德表率作为国家合法性基础就会将贪污这样的法律问题提升为政治问题，从而从根本上削弱国家的合法性。最后，防止外族侵略的能力显然是国家的一个重要合法性基础。但是如果和平时期的国家由于其国内危机而想通过炒作外族侵略的危险性来提高其统治合法性的话，大量的极端民族主义者就会应运而生。这些极端民族主义者所释放的政治能量轻则会限制国家在对外政策上的自主性，重则会推动一个国家向军国主义方向发展。

在已经脱魅了的现代国家中，在一定程序和规则下的竞争性选举就成了国家核心合法性的一个最为稳定的基础。与其它合法性基础相比，竞争性选举只要被认为是公正的，执政者即使在上台后表现很差，政权仍然具有合法性。这就是为什么2006年秋天台湾陈水扁在“红衫军”的激烈示威抗议下，在民调支持率跌到仅十几个百分点时，仍然能轻松挺过来的原因。在绩效合法性下，当官不为民作主，就有不得不回家卖红薯的危险。而在竞争选举合法性下，当官不为民作主，也得当完了这一届才会回家卖红薯。从这个意义上说，民主大大减低了百姓对官员的压力。在民主制度下，反对党可以对表现不良的执政者施加压力。这里有两种情况。在一些议会制民主国家里，政府在有多数议员反对的情况下就得宣布解散，反对力量对执政者的影响因此就比较大（必须指出的是，反对派议员对政府反对与否在很多情况下是由政治运作而不是政府的执政表现而决定的）。但是在总统制民主国家，只要总统没有明显违法并被铁证如山地查获，制度框架下的弹劾几乎不可能。更重要的是，在具有竞争选举合法性的民主社会中，即使是执政者被赶下台也无关紧要。竞争选举合法性把政体和政府在很大程度上分开了。政府的垮台不会动摇民主政体的合法性。民众的不满在相当程度上可以通过选举或其他常规程序的政府更迭而得到缓解。由于体制本身能够包容不同的选择，民众很难联合起来共同推翻这个体制本身。这也给民主社会带来了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