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定一定的社会安定环境(即没有战争和兵荒)，无论在怎样艰难的社会安排中，市场经济都会自发成长。自汉武帝开始，中国历代王朝屡屡采取的重农抑商政策和“禁榷(官工业)”制度，是在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滞碍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最重要制约因素。然而，在历史上的许多朝代，市场经济还是在皇权专制政制下艰难和强韧地成长起来，尤其是只要皇权专制朝廷稍微放松对市场经济自发成长的管制和压制，市场经济就会很快繁盛发展。但是，历史的悲剧是，当市场经济稍微有个几十年最多百余年的繁荣后，总会在官府腐败、社会动乱或外族入侵的战争中周期性地衰落下去。

自1978年以来，中国基本上已经保持了近30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从经济增长总量、市场分工和深化程度，以及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等方面来看，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首先应该归功于市场秩序的成长。然而，良序市场经济运行所必须具备的社会条件是什么，目前学术界对此似乎仍有许多困惑。

按照亚当·斯密《国富论》的理论发现，人类有喜好交易与交换的天生禀赋，这种天赋禀好的自然发挥，会导致市场分工的自发演进和市场秩序的不断扩展。因此，在人类大多数族群和社会中，市场总会蕴生其自发成长和不断扩展的内在动力。然而，市场自发成长和良序运作，需要一定的社会环境和条件。学界一般认为，确保现代市场经济良序运行的基本条件，是法治和宪政民主。在今天的讲演中，我谨想通过对两千多年来皇权专制政治体制下中国市场经济兴衰史的回顾，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在缺乏必要的产权法律制度和法治民主政治的条件下，市场经济的自发成长将会导致什么样的社会后果？

一、西汉时期市场经济的第一次繁荣与禁榷抑商制度的出现

市场经济是一种自发秩序。在稳定的社会环境中，市场秩序一般会在一定范围内自发成长与扩展，这一理论判断已为中国经济史和考古学的许多研究所证实。有研究发现，中国的手工业和市场交易在殷商就相当发达了。到了西周，市场分工更加细密，有了金属工、木工、玉石工、陶工、纺织工、皮革工、武器制造工等“百工”之说。

秦汉之交，中国经历了一段群雄争霸、内外骚动、诸侯并起以及民不聊生的时期。秦覆汉兴之后，建立了一个相对稳固的中央集权制统一国家，随后便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工商业的繁荣。按照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中的描述，“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得其所欲”。在汉惠帝尤其是汉文帝(公元前180年-前157年)统治时期，朝廷听取大臣曹参的主张，采纳黄老之术，实行“拱己无为”的不扰民政治方略。在具体的经济政策上，汉王朝采取“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措施。到了汉景帝(公元前188-前141年)时期，朝廷又接受大臣晁错的建议，继续采取“君臣俱欲无为”，“从民之欲而不扰乱”的经济政策，结果出现了历史上40年左右“文景之治”的盛世。

文景时期，全国道路交通和市场交易网络逐渐形成，促进了当时的城市化进程和科技的进步。除政治首都长安外，西汉时期又自然成长出了一些全国性的商业大都会。譬如，当时就有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五都”之说，此外，大大小小的商业都会遍布全国各地。从科技发展史来看，西汉时期，中国的冶金业、制盐业和铸币业都相当发达，冶炼技术也非常先进，工匠们用高炉炼铁的方法非常普遍。汉代炼钢方法的发明和整个钢铁手工业的迅速发展，对经济各部门都产生过极为深远的影响。中国经济史学名家傅筑夫先生曾经指出，西汉时期，中国“在生产技术的造诣上，在钢产量的产量和质量上，比之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时钢铁工业所达到的水平，并无逊色，但是中国却早了两千年”。另外，西汉时期中国陶瓷、纺织、印染、酿酒、铜器和其它金属铸造业以及车船制造业都相当发达。文景之治时期中国工商业的繁荣表明，即使在农耕文明中，如果政府不过度干预和掣肘市场自发成长的内在力量，市场秩序也会大步扩展，从而导致经济增长、科技进步和社会繁荣。

在西汉时期市场成长、民营冶金技术进步和商业贸易扩大的同时，商人资本的集聚也产生了一些令汉代皇权专制统治者担忧的社会问题。在缺乏较完备法律制度和民主政治的传统社会格局中，商人资本的自然成长，曾使汉王朝的统治者感到某些潜在威胁。伴随着文景之治时期工商业繁荣的是，“豪富吏民，訾数巨万，而贫弱愈困”(《汉书·食货志》)。这也就成了西汉王朝的继位皇帝打击富商巨贾、遏制市场经济自由发展的现实理由。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刘彻(前156-前87)即位，登基5年后，便对民营工商业连下重手。首先，汉王朝接受大臣桑弘羊的主张，强力推行“均输平准”等统购统销的政策，同时将盐、铁、酒等重要行业强行收归官营，由官府垄断重要物资的运输和贸易。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的所谓“禁榷制度”。此外，汉王朝还加重商人赋税负担，直接没收商人财产，并不断改变币制，使商人积累的大量货币财富丧失或减值。最后也是最主要的办法，是贬低商人的社会地位，并加以各种人身侮辱等。通过上述种种政策，繁荣的民营工商业遭到极大打击。影响更为深远的是，作为其控制社会和确保朝廷收入来源的成功范例，汉武帝的抑商政策开了后期各王朝的先河，两千多年来，同类制度和措施被屡屡采用，从而对中国社会内部市场经济的自发扩展和经济增长，创生并沿存下来一种非常有效的束缚和制约机制。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禁榷抑商制度和政策的实际运作结果，就是自西汉以来，中国市场经济秩序随王朝的政治周期和更替而发生了多次“巨大经济波动”。纵观数千年社会史，伴随王朝兴衰而发生的周期性巨大经济波动，经过隋、唐、宋、元、明一直延续到晚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