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7月27日发表文章，题目是“‘祖国’：俄罗斯人的思维方式”。文章着重介绍了英国作家莱斯莉·张伯伦写的《祖国：俄罗斯哲学史》一书。文章说，该书清楚地展示了俄罗斯文化受到现代西方思想冲击时发生的复杂反应：这种文化一方面为自己在社会和科学上的落后感到耻辱，一方面又坚信自己在道德上高人一等。19世纪，俄罗斯是一个上演这场戏剧的小剧院。今天，剧院变成整个世界。这本书的价值在于，它是一面小窗，让人们看到生活在“死屋”(《死屋手记》是俄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本网注)的人有什么样的内心世界。文章摘要如下。

灵魂与理性

关于俄罗斯人有个笑话，俄罗斯人自己也不时讲一讲。一个外省的年轻人受到当地某医生的启发来到圣彼得堡，想研究“生命”。他读书，写作，终于进了医学院。上课第一天，教授宣布：“先生们，今天我们要说说胰腺。”年轻人大怒，从椅子上跳起来：“胰腺？您怎么敢提胰腺？我们来这儿不是为研究胰腺，是为研究生命！”

陀思妥耶夫斯基也会因此发笑。即使他最阴郁的小说也有幽默的插曲，描述年轻的俄罗斯人如何因为宏大的理念心潮澎湃，对明显的东西视而不见。当有人设法把理念付诸实际，这出喜剧就宣告结束。俄罗斯历史上屡屡发生这种情况，人们不禁要问：俄罗斯人与思想的关系是不是有什么特别之处？整个19世纪，所谓的西化者指责俄罗斯人的民族性：这种民族性经过数百年的宗教正统和政治压迫变得懒惰、神秘和爱空想。他们认为，俄罗斯需要的是一剂西方哲学和科学的良药，让社会变得理性。他们一事无成，很多人逃到巴黎，在那里哀叹俄罗斯，用完美的法语。

反西化者则分出多种派别。有些笃信俄罗斯教会的旧礼，有些支持贵族特权，鄙视革命群众。最有趣的要算斯拉夫优越论鼓吹者。他们憎恶西方哲学日益扩大的影响，把斯拉夫头脑浪漫化。

陀思妥耶夫斯基和他们有同感，认为现代西方思想带来一种新的狂热：冷漠，物质主义，对苦难视而不见。悲天悯人和天真率直等俄罗斯人的传统优点在实用主义、虚无主义、无政府主义和西方生出的其他种种“主义”面前渐渐消失。了解胰腺固然很好，但是，当戴着方帽的理性主义者否认灵魂的需要，他们就变成了兽。

那么，理解灵魂也很好。但是，当热情妨碍理性的哲学和科学又会怎样？难道不是要付出代价吗？这就是英国作家莱斯莉·张伯伦在《祖国：俄罗斯哲学史》一书中提出的问题。这是个旧问题，她的大多数答案也不新奇。但是，张伯伦特别关注的是从笛卡尔到马克思等西方哲学思想如何被吸收进入俄罗斯人的思维。照她看，决定性的斗争不是简单的西化者和反西化者之间的斗争，而是发生在支持英法哲学传统和从模糊得多的现代德国思想家中汲取营养的人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