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军潜艇“猎杀潜航”
中国海军舰队从西太平洋演练归来,自卫队研判潜艇究竟在哪里?
屠基达回忆录:歼教-5诞生于乱世 长大少抚养

2011年02月17日 12:40
来源:航空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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歼教-5进行编队飞行表演

接着空军和三机部组织机关和有关厂所的同志和有经验的4名飞行干部,由空军彭俊(后来是田杰)处长、三机部周鹤令处长带队组成试飞和鉴定技术小组,于5月底来厂。鉴定重点是改型设计,我是首当其冲的,汇报、讨论、起草……定型试飞一次次地在飞。就在这同时,“文化大革命”由批判《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一下子爆炸开来,把全国也把我们全卷进去了。“左”的指导思想,一些掌权人的阴谋,被启发出来的狂热和无知,以及深埋在一些人们思想深处的自私、贪心、怀恨和妒忌,组成了这支庞杂的民族交响乐,这个可以使人发疯的运动,恐怕除了几个发难的人以外,谁也不理解,谁也没有思想准备。刹那间,针对我的大字报已铺天盖地而来了。新飞机正在飞,试飞里暴露出来的问题和技术小组检查出来的问题,需要沉住气一项项组织处理和答复,对歼教机的评价也在多次讨论中逐步具体,我起草的定型报告反反复复地修改着,这是鉴定定型的小世界。打着红叉叉的大字报,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帽子,周围同志一反常态的各式各样的面孔,同情的、害怕的、仇恨的、打算一脚踩死的那种阴森,这是政治运动的大世界。我成了那道残酷的名菜——尾巴已炸熟可食的鱼儿嘴还在张动。这样到8月中,定型试飞飞完了,技术小组的各式报告稿也完了,但原定来厂鉴定的航定委成员都来不成了——北京已经天翻地覆了。技术小组返京汇报。

值得感谢的是我还可以干工作,8月底厂里派我去北京。到了北京,招待所已被造反串联的人占了,部里的人虽说在北京可和我们一样很不理解,奉命在炮打司令部,实际惶惶不可终日。领导已经见不到面了,好在周鹤令处长还自由,于是我于9月5日和他一起去空军招待所,由技术小组田杰处长及试飞组赵国光大队长向曹、常二位副司令员汇报,那不是定型,而是为了研究决定在定型前可不可以先投料小批生产。二位副司令员听了汇报以后,都一致肯定改型是成功的,认为三机部和成飞对歼教机搞得那么快是抓得很紧的,现在飞好了是很大的喜事,所以同意先投料小批生产,第二年好拿到飞机。决定专门写报告给总参批。

这年12月,航定委决定在北京开歼教5飞机和歼7仿制飞机发动机的定型会,两种飞机都飞到了北京。北京,部里管定型的副部长经过炮打火烧早靠边了,航定委的成员也残缺不全了。厂里呢,“文化大革命”的几把烈火已把厂领导烧得焦头烂额、东躲西藏了,所以决定让我代表工厂和驻厂总军代表董超然同志两人去参加定型。我当时是边检查边工作,这种局面直到1968年走上海机床厂道路后成了“臭老九”代表人物和500多名“八类”分子一起参加劳改队为止。

[责任编辑:胡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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