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致电季米特洛夫，寻求对先发制人方案的支持

注意到八路军、新四军有受“日蒋联合夹击的严重危险”，这使整个局势变得异常复杂和严重。

从10月20日起，在延安的中共中央书记处成员接连在毛泽东的窑洞里开会，分析局势，但始终得不出确定的结果。到31日，毛泽东既已作出决断，马上就面临着一个采取何种对策的问题。既然断定蒋“直接准备投降”，就不可避免要提出一个要不要与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大资产阶级彻底决裂的问题。周恩来提议表面上服从并做某些实际的让步，比如新四军退出皖南，以求减少损失并拖延内战，而毛泽东却要首先考虑“根本问题”：不是要不要做表面文章和局部让步的策略问题，而是如何顺利地完成此次决裂，不受大的损失的问题，因为“此次决裂即有和大资产阶级永久决裂之可能”。

当然，要决裂，正如毛泽东指出的，“政治上措词容易，军事部署困难”。延安的领导人反复研究后，确信当前只有两种方案可供选择：一是政治进攻，军事防御；一是政治与军事同时进攻。在毛泽东看来，按照前者，“军事上危险是很大的”，“不但不能用实力制止投降，而且必被彼方数十万军队将我军驱至陇海路以北构筑纵深封锁线(边区的封锁线是五道)，我将来出不去而受日蒋两军严重夹击”；按照后者，“即从五十万人中至少调精兵二十万分路打人彼后方，如采此方案，则政治上不利(人民不了解)，但军事上能制机先，不被封死，且有用实力制止投降之可能”。他表面上说“究采何方案，我们尚在考虑，亦请你们提出意见”，但内心深处是主张先发制人的。

根据国民党最后通牒所宣告的时间表，这时距离他们可能的进攻只有不到三周了。时间紧迫，而对策难产，令人极感焦虑。

就在去电批评周恩来等对形势估计与中央有所分歧的第二天，即11月2日，书记处开会时大家意见不一，毛泽东先发制人的想法又有所动摇。当天会毕，他就电告周恩来说：“中央几次会议都觉此次反共与上次不同，如处理不慎，则影响前途甚大。故宣言与指示拟好又停。今日开会讨论你东日(即1日——引者注)来电，仍主表面缓和，实际抵抗，宣言决定暂时不发，只发一简要的对内指示及答复何白皓电。”“关于华中华北的军事布置，小的不日开始调动，大的(准备调十五万)正在与老彭协商，亦宜慢慢办，不甚性急。此次蒋介石如果投降，必然是四分五裂，我们有五十万军队，有全国人心，虽有无穷困难，能打得开局面的。”与此同时，他明确电告皖南新四军叶挺、项英：对皖南方面，决定让步，答应北移。

当然，毛泽东仍然坚持他对形势的估计。11月2日周恩来转达苏联大使潘友新的意见，指出目前尚不能断定蒋已决心与日本妥协，蒋实际仍在三叉路口。毛当即要周恩来转告大使称：“潘友新的意见是对的，我们亦判断蒋目前还处在三角交叉点上，对德日谈判，目前还在讨价还价中。唯目前是一回事，将来又是一回事。依客观估计，蒋将来靠英美的可能性小，靠德日的可能性大，因德日的压力与引力都是很大的。”“只有共产党、中国人民……再加上苏联的压力，才能制止蒋集团的投降。”蒋最怕的是内乱，是苏联，故我们可以这点欺负他。他要“剿共”，我们一定要反“剿共”。如果我们在反对内战口号下不怕内战，待他的“剿共”军前进时出十五万精兵抄到他的后方，打几个大胜仗，那时苏联再出来调解一番，好转也不是不可能的。当然，打起来后，蒋介石也有做贝当的可能，“但彼既组织剿共军，我当然不能坐以待毙，当然不能让他筑好十道八道西起宁夏东至滨海的纵深重层封锁线(新的万里长城)，让他把我们放在日蒋夹击消灭中而毫不动手动脚。”

既然肯定蒋介石“剿共”是必然的，先发制人还是后发制人的问题还是不能不极大地困扰着毛泽东。11月3日，他分别致电彭德怀和刘少奇，强调：“蒋介石准备投降，决心驱我军于黄河以北，然后沿河封锁，置我于日蒋夹击中而消灭之，其计至毒。我们当然不能听其处死，至时机成熟时决从左右翼打出去，转变局势争取好转。”他提议，将八路军编为三个纵队，各选五万精锐，准备出鄂豫陕边和陕甘川边；将新四军精锐组织一支二万人左右的挺进军，趁反共军封锁未成，从其间隙打到他后方去，然后以一小部(三千左右)配多数地方工作干部，在大别山地域创造游击根据地，准备独立支持半年以上，以待华北主力之到达。

计划已至如此具体，可以想见毛泽东又倾向于先发制人的方案，了。只不过，如他所说，因为这“是一个历史的转变时机，是一个中国革命带突变性的时机，是一个大资产阶级从政权中退出还是保留的时机”，“此时错一着将遗尔后无穷之患”，所以他还不能不万分谨慎小心。用他的话说，是“鲁莽不得，错误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