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在1937年8月洛川会议前后，毛泽东就强调过资产阶级的本性问题，断言“防人之心不可无”。王明回来强调抗日和团结以后，情况发生了某些变化，给人的感觉似乎是在抗日这个大局上，蒋介石与共产党之间不再有根本性区别了。然而，如果蒋介石真的决心抗战到底，又怎么会突然加紧反共了呢?这个问题如今终于得到了一个合理的解释，即反共多半是准备投降的前奏。

6月以后，毛泽东的一系列估计都开始发生变化了。他以前对国际形势的乐观估计改变了，开始大力强调国际国内的妥协投降危险；他对英美等民主国家的估计及对正在发生的战争性质的看法改变了，开始直截了当地谴责帝国主义的反共反苏的阶级本性；他在六中全会提出的“诚心诚意的拥护蒋委员长，拥护国民政府”的方针改变了，开始强调“资产阶级叛变的必然性”，主张要指出国民党的坏处，多加批评，对蒋“不要诚心诚意”，“也不要无条件的拥护”，要准备应付国民党的妥协投降，准备出现“一个混乱局面”。他说，“那时，共产党将成为全国人民的救星，全国人民望共如望岁；那时，中国人民对苏联希望必增加；那时，国际必是一个战争与革命局面。”

毛泽东断言：在蒋介石当政之时，国共关系就不可能根本好转

共产国际的指示使毛泽东看到了即将到来的“战争与革命”局面，看到了中国革命走向胜利；共产党成为“全国人民的救星”，人民“望共如望岁”的激动人心的远景。但是，什么时候才可能出现这种局面呢?

1939年8月23日，苏联在对英法等国政府完全失去信任的情况下，与它一向视为“战争贩子”的法西斯德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鼓励德国把战争矛头指向英法两国。紧接着，德国入侵波兰，英法被迫对德宣战，新的世界大战爆发了。

战争历来与革命联系在一起。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诞生了一个社会主义的苏联，并促成了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的革命浪潮。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战呢?列宁关于战争引起革命的观点是几乎所有共产党人都铭记在心的，毛泽东自然也不例外。大战刚一开始，莫斯科就明确肯定这是一场帝国主义集团之间的非正义战争。毛泽东也毫不含糊地声称：应当“变帝国主义战争为革命的国内战争，建立反帝国主义战争的人民统一战线”，“推翻世界反动营垒，用革命战争打倒帝国主义战争，打倒战争祸首，推翻资产阶级”。他断言：“资本主义经济已经走到尽头了，大变化大革命的时代已经到来了。”

世界革命的前景已经隐隐浮现，中国怎么办?

六届六中全会规定的建立一个资产阶级的三民主义共和国的目标，显然已不适宜了。如果说一年之前提出那样的目标，是因为“在抗日战争的进行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组成中，国民党居于领导与基干的地位”，那么现在，情况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不仅国民党的抗日与否正在成为疑问，就是它的“领导与基干的地位”，也由于中共领导的抗日力量的迅速壮大而正在发生着变化。

根据中共1939年秋对外公开宣传中的说法，它的军事力量仅八路军一部就已经发展到22万人。半年之后，据不公开的统计，它的军队总数已经达到50万之众，相当于国民党军队总数的四分之一还多。而且，这数十万军队主要集中在华北以及华中的部分地区，尤其在华北敌后，国民党军队即使还有少部分存在，事实上也已失去与八路军抗衡的能力。

从1939年秋天起，毛泽东开始公开抨击以国民党为代表的中国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断言国民党及资产阶级在一个时期固然可以参加革命，成为革命的动力之一，但“在另一个时期，就要叛变革命，并转过来压迫革命”，成为革命的敌人。这其实也就是说，毛泽东已经断定，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绝不可能“长期合作，共同建国”了，就是抗日战争的主要领导责任，也将“不得不落在无产阶级的肩上了”。既然如此，今后的中国当然不会是“国民党居于领导与基干的地位”的三民主义共和国，而只能是“变为世界革命一部分”的、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无产阶级、农民、知识分子与其他小资产阶级”“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