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玉教授告诉我，6月23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参加“纪念李先念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随着总书记对李先念生平的评价，他等到了最关心的西路军一段。

“会宁会师后，他(李先念)遵照中央军委指示率部突破黄河天险，执行宁夏战役计划。随后，他担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委员，指挥红30军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连续奋战，重创敌军，对配合河东红军战略行动、推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起了重要作用。”听到这里，76岁的朱玉教授说他笑了，“这是对西路军历史的再一次肯定，更是对众多西路军将士和他们后代的莫大告慰”。作为西路军问题的研究者，朱玉为还原西路军历史本来面目所做的贡献，功不可没。

尘封的历史

1979年，46岁的朱玉调到原解放军政治学院《徐向前传》编写组工作，分配给他的是写徐帅在红军时期的经历，其中包括川陕、长征及西路军这段历史。

西路军，在中共党史上几乎成了“悲壮”的代名词。1936年10月，以红四方面军主力的2.18万人西渡黄河，后被命名为“西路军”。在仅150余天时间里，这支军队在河西走廊血战到几乎全军覆没。除400多人在陈云、滕代远接应下到达新疆外，7000多人阵亡，被俘遭虐杀活埋5600名，最后被营救陆续回到延安4700名，2000多人流落西北各地，2000多人辗转回到家乡。

1937年12月，毛泽东在接见西路军所剩部分领导人时曾说：“红西路军的失败，主要是张国焘机会主义错误的结果。他不执行中央的正确路线，不经过中央，将队伍偷偷调过黄河，企图到西北区求得安全，搞块地盘称王称霸，好向中央闹独立。这种错误路线，是注定要失败的。”这一结论成了未来若干年来的主调。

“我在研究资料过程中产生疑问：三个军渡黄河，如果是擅自执行张国焘的命令，那么党中央发现后，为什么不下命令让部队返回？徐向前身经百战，如果想建立独立王国，为何不率军直插新疆，反而在凉州一带不进不退，待在这里被动挨打？”带着诸多疑问的朱玉，开始有意识地将重点放在中央与红四面方军往来的电报上。半个世纪以后，一段曾经讳莫如深的历史渐渐完整而清晰地呈现在后人面前。

“西北国防政府”

“1935年底，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林育英　(又名张浩)从莫斯科回到陕北，他向中共领导人转达一条信息：他动身前，曾得到斯大林的同意，主力红军可向西北及北方发展，并不反对靠近苏联。”朱玉说。欲靠近苏联，当时红军可以选择的地点有两个：宁夏方向和新疆方向。

70年前的中国西北有一支特别重要的力量，是1935年出任　“西北剿匪副总司令”的张学良。1936年4月下旬，张学良明确对中共派驻在他身边的联络员刘鼎表示：再等半年，只要苏联方面能接纳他抗日的主张，愿意援助，而蒋仍不抗日，他就不惜和蒋翻脸。

“张学良的态度显然给中共一个很乐观的估计。”朱玉教授说。中共高层渐渐形成了一个对西北局势的战略构想。“中共希望成立以红军、东北军、西北军三位一体的　‘西北国防政府’，由张学良担任政府主席及抗日联军总司令。同时，努力打通苏联，获取国际援助。”

从某种意义上，“打通”行动的成功与否，将是决定“西北国防政府”能否如计划发动的一个重要砝码。由于张学良不愿做　“打通”的主力，只能“隐蔽配合”，红一方面军自身军力有限，故中共中央只好寄希望于二、四方面军的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