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弹飞行” 为了在空中拦截国民党袭扰飞机

开国大典定在10月1日下午15时开始，受阅飞机16时升空。

定在下午举行庆典的主要原因，是考虑了国民党空军袭扰的因素。当时，西南、西北、中南及华南的战事仍在继续，成都、广州、重庆还停留着国民党空军的飞机。1949年5月4日，盘踞青岛的国民党空军派B-24轰炸机空袭过南苑机场，后来青岛解放了，但国民党空军在舟山群岛及台湾都有远程奔袭的飞机，随时可能对北平进行空袭，但天色晚了飞机就无法回航了。

华北军区航空处航行科长李裕是担任受阅飞行的地面对空指挥员。他协助处长油江制定了一整套飞机拦截作战方案，画定好几条警戒线、起飞线、拦截线，国民党飞机从哪条航线进犯，解放军飞机在什么地方起飞，在哪条航线上拦截等，都有明确、周密的部署。

例如，倘若国民党飞机从济南方向来犯，按当时飞机的时速到北平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就决定在半小时的航程内起飞拦截，并将其击落。如果飞机到了北平边缘地带还没被击落，则攻击的飞机暂时退出，由地面高炮部队担负起射击任务。

尽管开国大典时的防空准备了各种预案，但还是决定部分受阅的飞机带弹飞行，以便为空中拦截国民党袭扰飞机争取更多的时间。那“部分受阅的飞机带弹飞行”到底是多少架飞机呢？

在参加开国大典的17架受阅飞机中，有4架飞机带着实弹。这4架带着实弹的受阅飞机，分别是——2架美国P—51“野马”战斗机，第2分队左僚机飞行员阎磊、第2分队队长（长机）赵大海。2架英国“蚊”式战斗轰炸机，第4分队队长（长机）邓仲卿、僚机飞行员王玉珂。值得一提的是，这4名飞行员都是驾机起义的国民党空军飞行员。还需要说明的是，这4架受阅飞行的飞机是“带弹”而非“载弹”或“挂弹”。

“带弹”讲的是飞机上的机枪带着子弹，“载弹”或“挂弹”指的是在飞机载或挂上炸弹。子弹与炸弹完是两码事。以P—51“野马”战斗机为例，这种飞机在机翼两侧各配置了3挺12.7毫米机关枪，因此给这2架飞机各配备了1800发机枪子弹（每挺机枪300发），并未挂炸弹（每架飞机可挂炸弹907千克）。

总司令阅兵 提前录好钢丝录音带

1955年9月2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授衔仪式在中南海怀仁堂隆重举行。下午5时，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把新中国的最高军衔授予给了追随他南征北战的10位开国元勋：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然而，这10位开国元勋并没有都参加开国大典。1949年10月1日，仅贺龙、刘伯承、陈毅、罗荣桓4位元帅簇拥着天安门城楼上的朱德。

那天，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朱德暗暗运了一口气，下意识地摸摸装在衣兜里的向全国进军的命令。面对天安门广场上30万群众讲话，对红军总司令来说，虽说是第一次，但并不怯场。只是生性认真的朱德把这件事看得特重，生怕漏掉一个字。不过，朱德心里有底，万一念糟了个把字也不要紧。像作战方案一样，备有两套。城楼两侧的露天转播台上，有他事先录制的一盘钢丝录音带。

那是在开国大典前的几天。负责广场音响设备的黄云总工程师发现现场录音只限于天安门广场内，对于朱德去东长安街检阅受阅部队时的声音，就无法传回设在天安门城楼下面的机房了。少了这段录音，开国阅兵的过程就不完整了。

事先录一次？工作人员急忙请示。由于是开国第一次，中共中央很快批准了阅兵指挥所的请示，就有劳总司令预演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