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余永胜 （南京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博士）

正如舆论注意到的，奥巴马上任后中美关系的走势图，有一个突出特点，那就是“高开低走”，与其前任正好相反。如何理解这种冷热顺序上的颠倒？它的背后有没有共同的决定因素？找出这些因素，既有利于我们理解中美关系的现状，也有利于把握中美关系的未来。

利益与价值主导美外交

从宏观上说，美国的外交决策受两大因素的制约，一是国家利益，这是决定性因素，与世界各国都一样；二是价值关怀，比如民主、人权、宗教等，这就体现出美国的特色了，虽然它没有国家利益重要，但也不可小视。不同的部门和力量，对这两点的强调有所不同。作为国家的“法人代表”，行政当局侧重国家利益；而公众及代表公众的国会，相较而言更多地体现价值趋向。

另外，利益与价值之间的平衡点选择，与形势与时机有关。一般而言，在美国安全或经济问题较为突出时，利益追求会占绝对主导地位。而在国力昌盛、安全或经济问题并不突出时，价值关怀则扮演着重要角色。冷战期间，美国自身的安全感不足，就很少打价值观外交这张牌；冷战结束后，美国经济繁荣，军事超强，政府价值观推广的意愿就明显增强。

克林顿和布什二人上任时，正值美国国势昌盛期:克林顿坐享苏联解体的冷战红利，当时美国综合实力傲睨全球；而克氏也治国有方，至交棒给布什时，美国财政已由过去的巨额赤字，变为拥有一千多亿美元的财政盈余，这在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这使克布二人制定外交政策时，有较多的自由发挥空间，二人上任后都执行了一条遏制中国的政策，体现的是国家利益与个人理念的双重结合。

不过，随着中国迅速崛起，二人都认识到，执行这样的政策代价太大。特别是小布什上任后遇上了“9·11”事件，安全再次成为美国的最紧迫问题，美国急需中国在反恐等方面的合作。所以克布二人后来都调整了对华政策，理念色彩消退，国家利益重回全面主导地位，中美关系由是大幅改善。

奥巴马上任后的情况，正好与前任相反。奥氏上台时，美国除了饱受两场战争的折磨外，又遇上了几十年未有的金融危机。国家元气大伤，实力大衰，经济复苏成为奥政府最紧迫的议题。在此情况下，奥巴马的中国政策显然以国家利益为主导，其他因素置后。

奥巴马底子比前任薄

不过，对华战略需求并不能消除两国既有的政治分歧，而只能延迟它发作的时间。经过一年的休养生息，美国经济呈现明显的探底回升态势，美国社会的自信心也随之增强。公众对奥巴马“软弱”的中国政策越来越不满，诸如访华时回避人权问题、对台军售迟迟未决、达赖去年访美时未获会见、中国的网络管制等问题经过一段时间的发酵，气味越发强烈。奥巴马政府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最终不得不走上了民粹主义的路线:既然不能引导民意，就只有被民意牵着鼻子走。

如上所说，民意在影响外交政策时，考虑较多的通常是理念因素。于是，奥政府在一些问题上，开始向中国发难，以舒解民意的不满。

由上可知，美国政府、民众的外交政策取向，是有显著差异的。政府以国家利益为主导，民众喜欢意气用事。从历史上看，只要是行政当局主导中美关系，两国关系即便出现曲折，最终也会纳入正轨，这在克林顿、小布什任上都有明显体现。目前的状况是，美国政府好比舵手，民众好比大船，舵手为国家利益计有意调整过去的航向，但大船转弯的速度却要慢上几拍。而美国的国情在于，很多“舵手”都引领不了“大船”，而“大船”却能决定“舵手”。奥巴马资历较浅，这种情况体现得更为典型。从这个意义上说，中美关系改善的最大动力与阻力，都在民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