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生于富商之家。
★她和他共同生活近60载:宝塔山为媒证，
北国山月照双影，战火硝烟相伴行，共和国里甘苦起伏任风云。
卓琳原名浦琼英，1916年生于云南宣威一个开明的实业家家庭。父亲浦在廷，是云南著名的实业家，他创制了宣威火腿罐头，远销东南亚。浦在廷赞成国民革命，追随孙中山参加北伐战争，担任过效忠孙中山的滇军军需总局及烟酒公卖局局长。
浦在廷有三个儿子，四个女儿。
浦在廷1950年病逝，终年80岁。
浦琼英是家里最小的孩子，到了该读书的年龄，她和姐姐们一道，请私塾先生授业，学背三字经、百家姓、四书、五经和女儿经。先生只教背书，不教认字。所以，她们读的竟是“白字书”!
等她稍大一点儿，她的父亲因为生意的关系，搬到省会昆明长住，她们全家也就到了昆明。在昆明，浦家三个女儿:浦代英、浦石英、浦琼英，一起上了小学，小学毕业后，她们又一起考入昆明女中，在那儿接受中学教育。在中学里，有一个音乐女教员，在课堂上，经常向学生宣讲革命、宣讲共产主义、宣讲耕者有其田的基本道理。浦家三姐妹，受她的感染尤为深刻。有一天，这个教员突然被捕了。在押赴刑场的道路上，铐着手铐脚镣的女教员，一路慷慨悲歌，一路高喊共产主义的口号。她那大义凛然、英勇赴义的场面，震撼着每一个学生的心。从此以后，共产党人的形象，便铭刻在浦家姐妹的心底。
1931年，北平要举办一个全国运动会，各省挑选选手参加。浦琼英被选为少年组60米短跑的选手参加了云南省代表队。
代表队出云南刚刚到达香港时，“九·一八”事变爆发了。日本帝国主义大规模入侵，迅速占领了我国的东北三省。国难当头，运动会开不成了，云南队只好折返。
参加运动会，固然很令人兴奋，但是浦琼英心中的目的，则是想通过参加运动会，走出家门，走出云南，到北平去念书。没想到刚走到香港就要返回，她实在不甘心。
这时，浦琼英是一个15岁的少女，已经很有主意。她下定决心，不回云南。她写信给她的哥哥，要求去北平读书，并表示了不回云南的决心。她的决心，终于获得了家里的同意。
1932年，浦琼英考入北平第一女子中学。女一中是北平一所著名女校，校风好，空气活跃，成就斐然。浦琼英在这个新环境中生活得十分愉快。
她生来聪明颖慧，活泼开朗，学习起来轻松有余，学习之外，又结交了一些同乡好友。著名电影演员张瑞芳、陈云的夫人于若木、胡乔木的夫人谷雨等，都曾是她的同窗。她还和张瑞芳在学校同台演过戏呢!张瑞芳演丫头，浦琼英演小姐。学习之外，她和几个云南的老乡一起，经常出去郊游，去泡茶馆，去戏园子听戏，生活得自由自在，在家乡的那种沉闷之气一扫而光。
在北平，她爱上了京戏，一个年长的同乡还请了人来教唱。可惜浦琼英五音不全，不能学唱，但她年龄小，记性好，跟在别人后面，把那些名段子，全都背下来了，以后几十年都没有忘记!
上中学期间，浦琼英得了肺病。她到南京去住医院，还去了一趟上海。
家里每个月给浦琼英50块大洋的生活费，对于一个中学生来说，这钱可不少!那时候，一块大洋能买一袋面粉。浦琼英年龄不大，又好玩，钱是不少，可每个月也不知道怎么搞的就都花光了。她从小养成的这种不善理财的性格，影响了她的一生。
对于浦琼英来说，摆脱了封建家庭束缚的阴影，在北平高高兴兴地上学，痛痛快快地生活，又不愁吃穿，生活应该是完美无缺的了。但是，那个年代，正值国难当头，时局动荡。
民族危亡感，冲击着每一个青年学生的心，这对浦琼英来说，也不例外。
东北沦陷后，许许多多的东北流亡学生聚集在北平，他们失去了家园，失去了亲人。
一
曲低沉激愤的“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飘荡在这古城的大街小巷，飘荡在大学中学的校园里，震撼着人们的心灵。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义勇军进行曲》激励着每一位同胞，抗日救亡运动席卷中国大地。“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喊出了四亿五千万同胞的共同愿望。
1936年，浦琼英中学毕业，并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北京大学物理系。
一个女孩子，在那个年代，为什么要报考北京大学物理系?
这是因为，北京大学，是中国著名的高等学府，是五四运动和“一二·九”运动的发祥地，是中国新思想、新文化的活跃地，也是各种著名学者和新人物风云际会之地。
这是因为，学习理工科，实业救国，科学救国，乃是进步青年的理想所在。
浦琼英聪明好学，也比较用功，考取全国著名的大学，对她来说，意义不浅。她，乃是全云南省第一个考上北平名牌大学的人。
说来也有意思，这个北大物理系，也实在是和她有缘。十年后，她的三个子女，也都相继步她的后尘，考上了北大物理系!
当时的北京大学，分为文学院和理学院，理学院在东城区的沙滩附近。
当浦琼英进入北大学习时，她发现，这里又是一种新的，与中学大不相同的，却更为吸引人的生活空间。在这里，除了学习生活之外，政治气氛也极为浓厚。在校园里活跃着一个叫做抗日民族解放先锋队的组织，浦琼英受进步思想的影响，参加了民先的外围活动。但她当时的想法，还是要好好读书，准备将来学成之后以兴科技和办实业来报效国家。
在这一年，浦琼英的两个姐姐浦代英、浦石英也争得家庭同意，一齐来到北平读书。
二
姐妹欢聚一堂，有说不出的喜悦。
但是，时局急转直下，打破了她们的美好愿望。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军在北平附近的卢沟桥发动事变。
7月下旬，日本侵略军的铁蹄踏进了古城北平。
北平陷入日本侵略军刺刀的统治之下!
三姐妹中的大姐浦代英，从小就意志坚强，勇于反抗，在祖国危亡之时，她加入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民族解放先锋队，随即坚定地选择了走向革命的道路，奔赴中国青年向往的革命圣地———延安。
1937年11月，
浦琼英和二姐浦石英也来到了延安。
在这里，浦家两姐妹耳目一新，精神振奋。更令她们高兴的是，她们的大姐浦代英已经从抗日军政大学毕业，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还结了婚。她的丈夫，就是中国著名的工人运动家、老红军战士乐少华。
三姐妹见面，高兴极了，面对即将开始的一种全新的生活，三姐妹心中充满激情。
浦石英和浦琼英双双进入陕北公学。
陕北公学，是为了培养干部，在延安建立的一所学校，1937年9月刚刚成立，专门招收来自全国各地的进步青年。在这里，学员们要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群众运动等课程的教育。妇女运动这门课，是由著名妇女领袖蔡畅亲自讲授的。
几个月后，浦家姐妹毕业了。浦琼英被分配到陕北公学的图书馆工作。浦石英因身体不好，暂时分在小卖部工作。
1938年年初，浦家姐妹双双加入中国共产党。
浦琼英在陕北公学担任了一期十二队队长之后，被调到陕甘宁边区政府保安处的一个特别训练班学习。
大概是因为浦琼英天性活泼，聪明好学，上级领导认为她有进行敌后秘密工作所需要的各种长处，因此把她调到特训班加以培训，准备以后派到日本占领区，从事抗日工作。
这时，因工作需要，浦琼英改名为卓琳。
1939年年末，经人介绍，浦琼英认识了邓小平。从此，开始了他们近60年的辉煌、灿烂又艰难曲折的不平凡岁月。
三
现在要回头说说邓小平。
1933年“邓、毛、谢、古”事件后，邓小平被降职到乐安县当了一名巡视员。这是邓小平第一次政治上的磨难。
不久，贺昌把邓小平调到红军总政治部任秘书长。贺昌在上海曾和邓小平一道工作，又一起去筹划百色起义，两人互相了解，相知很深。当时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负伤，总政治部实际由副主任贺昌主持。调邓小平来，显然是贺昌起的作用。这是邓小平第一次复出。
在总政治部，邓小平负责编辑机关刊物《红星》，这个工作他一直做到遵义会议前夕。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开始长征，邓小平随总政治部机关出发。
遵义会议前夕，由于毛泽东和许多对王明集团强烈不满的同志的作用，邓小平担任了中共中央秘书长，他以这个身份参加了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遵义会议。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邓小平改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部长。1936年红军东征回师后，邓小平接替罗荣桓，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副主任，1937年1月，接替朱瑞，任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
抗日战争爆发前夕，邓小平任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国共再次合作实现后，改为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主任任弼时)。
1937年9月，邓小平随朱德率八路军总指挥部抵达抗日前线———山西五台山。
1938年1月，邓小平接替张浩(原名林育英，是林彪的族兄)，任八路军一二九师政委，师长是刘伯承。从此，一个军事主官，一个政治主官，在一块密切合作了13年，刘邓大军的威名逐渐传播四方。
1939年夏，邓小平应召回延安，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在延安，经邓小平的老战友邓发介绍，卓琳和邓小平相识相爱，共同的革命理想把他们连结在一起。
1939年9月初的一个傍晚，在延安杨家岭毛泽东的窑洞前，举行了一个聚餐。当时在延安的中央高级领导人毛泽东和夫人江青，刘少奇，张闻天和夫人刘英，博古，李富春和夫人蔡畅等都来了。
这一天，有两对新婚夫妇结婚。一对是邓小平和卓琳，一对是孔原和许明。孔原，是1924年参加革命的老共产党员，在中共中央特别委员会任副主任。解放后，他历任海关总署署长、对外贸易部副部长、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等职，是一位著名的革命活动家。他的新婚妻子许明，是一位有才华有能力的妇女干部，解放后曾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秘书长。这两个人，性格人缘都很好，都是延安的活跃分子。在这个特有的聚餐婚宴上，没有什么山珍海味，没有奢华的场面。在黄土窑洞外面，木板搭成的桌子，上面同样是平时吃的延安特有的金黄色的小米饭。就餐者，虽然都是延安的显赫人物，但都穿着土布做的八路军军服，脚踏布履，膝上补丁。
两对新郎和新娘一起照了一张相，由于照相技术不高，相片有点模糊。在相片上，他们四个人并肩而站，没有婚纱，没有礼服。一件土布的八路军军服，衬托出简朴的生活；明朗的笑容，表示出了革命者那幸福而崇高的心境。
这，也的确是延安才特有的聚餐和婚宴，来客都是未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流砥柱。他们都是叱咤风云的伟人，都是久经战场的勇士，都是亲如手足的战友。借着这两对新人的结婚喜庆，大家简简朴朴地，却是欢欢喜喜地，亲亲热热地聚会一堂。
欢乐的气氛中，席间也不乏好事之人，那些革命老战士，居然也童心大发，像普通老百姓一样地乐于捉弄新郎官儿。孔原被灌醉了，害得新婚之夜就挨了许明的数落。邓小平幸运，他有敬就饮，竟然未醉。
事后，刘英问张闻天:“小平的酒量真大呀!”张闻天笑着说:“里面有假!”原来，李富春和邓发念着友情的份儿上，弄了一瓶白水权充作酒，才使得他们的老友邓小平免于一醉!微风阵阵吹来，夜深月凉如水。
延安城内已渐人寂，军号之声在远山上悠远回荡。酒已酣然，人也畅然。
在延安杨家岭毛泽东的土窑洞前，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这些老战士们，以淳情朴素的方式，为他们的老战友操办了婚事，为将要奔赴前线的战友举杯送行。周恩来和邓颖超没有来。周恩来在骑马时正碰上江青不顾他人地挥鞭疾驶，周恩来的马惊了，因此落马摔伤。此时，他已赴苏联医治摔伤的手臂。若非如此，他一定会来的，也一定会为他的亲密战友而开怀畅饮几杯的。
几天以后，秋日的晨光刚刚照在延安的黄土山上，天上地下一片金黄。卓琳，和她新婚的丈夫一起启程，奔赴前方，奔向太行。
此时，邓小平35岁，卓琳23岁。
来到太行山区，卓琳留在八路军总部，担任妇女训练班队长，邓小平则赶赴辽县桐峪村的一二九师师部。
1941年9月，卓琳的第一个孩子邓琳出生于赤岸。生下仅7天，卓琳不得不把孩子留在老乡家寄养，随部队转移。
部队和机关人员开展生产自救，刘伯承夫人汪荣华和卓琳带领女同志和男同志一起上山开荒。她还带领女同志纺线、织毛衣毛裤，供给部队。
1942年6月，在一次反“扫荡”中，一二九师师部突然被敌人包围，危急中，刘伯承夫人汪荣华、李达(一二九师参谋长)夫人张乃一，黄镇夫人朱琳和卓琳一起，利用夜幕掩护，依赖熟悉的地形，安全突围而去。
1943年8月，中央通知彭德怀、刘伯承等大批高级干部赴延安参加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彭德怀的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一职，由邓小平代理。乘此机会，卓琳委托将赴延安的蔡树藩和夫人陈书莲把女儿邓琳带到延安保育院。因为前方太艰苦，太不安定，带孩子实在困难。在延安，很长时间邓琳由陈书莲抚养，因此，邓琳便成了蔡氏夫妇的干女儿。
邓小平受命在前方指挥战事，没有参加中共七大，但是七大选出的44名中央委员中，仍有邓小平的名字。当选为中央委员，是邓小平革命生涯中重要的新起点。
1945年6月，邓小平接到通知，赴延安参加中共七届一中全会。
这期间，
卓琳的第二个女儿邓楠降生。前一年，即1944年，邓朴方出生于山西辽县麻田村，这两个孩子出生后，卓琳没有奶，只好分别送到老乡家抚养。
1946年3月，晋冀鲁豫军区领导机关由武安迁入邯郸，这是卓琳自1938年到延安以来第一次进入较大的城市。三个孩子都被接回来和父母团聚，在双亲面前团团转着玩耍，卓琳见了，有说不出的高兴。
不久，全面内战爆发，卓琳和邓小平又分开了。
自1945年秋，刘邓大军从太行山区来到平原，邓小平和卓琳极少生活在一起，直到百万雄师过长江，解放了南京、上海，他们才得以团聚。
这期间，刘邓率晋冀鲁豫野战军(后改称中原野战军，又改称第二野战军)转战于中原，发起鲁西南战役，强渡黄河、千里跃进大别山，直到淮海大战，邓小平始终在前方指挥战斗。
从邯郸到邢台，从邢台又到郑州，到洛阳，到南京，最后到了上海，才和邓小平团聚。这期间，卓琳一直在晋冀鲁豫中央局组织部工作。
那时，野战军首长的家里，每一位母亲都带着几个孩子，刘伯承家3个，李达家两个，蔡树藩家两个，张际春家3个，邓小平家3个。5个家属大队，生活在一起，5位夫人轮班炒菜做饭，但卓琳不善烹饪，她做的饭菜大家都不爱吃。
由邢台迁往郑州途中，铁路不通，公路也被破坏得不成样子。5位妈妈带着十几个孩子，乘大卡车颠簸了好几天，才到达目的地。每天天不亮，就要把孩子们叫起来，迷迷糊糊地给他们穿上衣服，随即扒几口饭，顶着满天星光上车出发，中午稍稍停下打尖，马上又出发，
车上还要备便器，给孩子们用。1949年9月，邓小平、卓琳带着孩子们来到北平，参加了新中国诞生的庆典。
江南解放以后，刘邓受命进军大西南。中共中央决定成立西南局，以邓小平为第一书记，刘伯承、贺龙分任第二、三书记。
1949年10月，刘邓率二野总部从南京出发，直指西南数省。11月30日，重庆解放。
邓小平回到四川，回到他29年前离开家乡的江边码头。重庆离宣威不远，浦在廷病危，卓琳带着二女儿赶回，和临终的父亲见了最后一面。在重庆，卓琳又生下一女一男，即现在的邓榕(毛毛)和邓质方(飞飞)，一个生于1950年，一个生于1951年。生飞飞时，卓琳正担任着重庆人民小学的校长，工作很忙，常常顾不上孩子。邓小平和卓琳有3女2男共5个孩子。
邓小平的继母夏伯根也从乡下赶来，从此一直和邓小平夫妇住在一起，这个家庭就有了8口人。在重庆，邓小平忙，卓琳也忙。
二野和西南局的干部子女很多，急需要办一所小学校，于是成立重庆人民小学，卓琳任校长。这一群在部队长大的孩子，个个娇野，不好调教，卓琳就拿自己的孩子开刀，邓琳、邓朴方都是人民小学的学生，学生不听话，不守纪律，首先整他们，以儆效尤。邓楠才5岁，
卓琳把她放在教室的最后一排，老老实实地听课。
有的孩子不好好上课，不听话，还又哭又闹，卓琳便把他们带到校长室，任你哭闹，她一概不予理睬，办自己的事，等孩子闹够了，闹累了，自己就乖乖地不闹了。教师一时不好找，卓琳就主动担当起讲课的工作，语文、数学，连音乐都教。
这些当年的孩子如今都是四五十岁的人了，现在还记起他们的校长当年教他们的情形。
1952年，卓琳带孩子们随邓小平来到北京，住进中南海，实行薪金制后，她被定为行政15级。其政治地位和命运，也随着邓小平地位的变化而改变。从建国到“文化大革命”开始的17年，她一帆风顺。但自邓小平成为“第二号走资派”，
她的厄运也接踵而至，被罢官、揪斗、幽禁，又于1969年10月和邓小平一起发配江西，被软禁在南昌附近新建县原步兵学校校长的一所小院里。她和邓小平在那里幽居了3年零4个月。每天上午劳动，在拖拉机修配厂拆洗线圈，下午和晚上关在那个小院里，每日上下班都有人持枪押送，在工厂也是被实行“不许乱说乱动”的监督劳动。
开始，小院里生活的只有三位孤零零的老人。她和邓小平，还有邓小平的继母———80多岁的夏伯根老人。三个人的年龄加起来超过200岁。子女们被“文革”风暴吹得四散飘零。长子邓朴方被迫害致残，下肢完全瘫痪，躺在北京郊区清河社会救济院的病床上，孤苦无援。大女儿邓琳去了河北宣化，在部队“劳动锻炼”，二女儿邓楠发落到陕西汉中，小女儿邓榕去延安插队，最小的儿子邓质方则发配到山西农村落户。
“文革”初期，邓小平曾对自己的前途作了最坏的打算，他把几个孩子叫到身边，冷静地对他们说:“如果对我们的处理是人民内部矛盾，家庭关系还可以保留。如果是敌我矛盾，可以断绝家庭关系。”但是孩子们了解自己的父母，决不是什么“走资派”，他们盼望着历史会有公正的那一天。
1971年，邓小平写信给毛泽东，要求把身残的邓朴方接到自己身边，便于照料，毛泽东同意了。卓琳身体不好，常卧病在床，照料长子衣食住行的重担，全部落在邓小平身上。
在江西谪居之初，邓小平和卓琳的工资全部被扣发，只发生活费，三位老人便在小院中开出一片菜地，夏伯根还养了几只鸡，邓小平在院中散步时，小鸡常结队跟在后面，咕咕作声，给孤寂的小院平添了不少生机。
每天黄昏日落之前，邓小平总要围着那个小院散步，他沉默不语，一圈一圈地走着，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土红色的沙石地，踏出一条清晰的“邓小平小道”。对国家出路的思考，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在每日的漫步中逐渐孕育成熟，为复出后义无反顾的果敢行动作了思想上的准备。
转机发生在“九一三”事件以后。1971年11月5日，邓小平和卓琳落难以来第一次享受了一次“政治待遇”，和车间职工一起听传达中央文件，那是听关于林彪叛逃的文件，中午回到小院，因有监管人员在场，卓琳把女儿邓榕拉到厨房，用手指在女儿手心写了“林彪死了”4个字。直到监管人员离去，父母才激动地给子女们简述了文件的内容，邓小平愤愤地说了一句:“林彪不死，天理难容。”
从此，邓家的处境开始好转。邓小平给毛泽东写信，拥护中央关于林彪反党集团的决议。
1972年1月，毛泽东出席陈毅的追悼会，说邓小平问题的性质是人民内部矛盾，利用这个极其宝贵的机会，经过周恩来不懈的努力，邓小平在被打倒6年之后，终于获得第二次复出的机会。
1973年2月，邓小平、卓琳偕继母夏伯根和女儿邓琳、邓楠，女婿张勤(邓楠的丈夫)，一个小外孙，秘书王瑞林，离开谪居了整整3年零4个月的小院。这次回北京，邓小平和卓琳夫妇住在宽街。
1973年3月，邓小平恢复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4月12日晚7时30分，邓小平在中国政治舞台消失6年之后，第一次在公开场合露面，参加周恩来主持的盛大国宴，欢迎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地点是人民大会堂一楼宴会厅。爆炸性的新闻。1975年1月，邓小平担任的职务比他在第二次被打倒前更高更重要: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解放军总参谋长，而且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他义无反顾地对“文化大革命”进行全面整顿。整顿的趋势既然是否定“文化大革命”，也就否定了毛泽东自己概括的一生中两件大事中的一件，将导致对毛泽东晚年的否定。毛泽东当然不能容忍。
邓小平再次被打倒。他、夫人卓琳、他的孩子、亲属，又一次陷入困境，邓小平和卓琳又一次被软禁在北京宽街的家中。1976年4月5日，天安门广场群众的正义行动被定性为“反革命政治事件”，“四人帮”进行暴力镇压的那天下午3时，邓小平被“四人帮”派来的人带走。
卓琳的子女亲属作了最坏的打算。因为“四人帮”已经放出谣言:“邓小平是天安门事件的黑后台。”“是中国的纳吉。”
邓小平被突然带走之际，大女儿邓琳哭了。卓琳安慰她:“别哭!哭有什么用!”他们决心与邓小平同生死，共存亡。
邓小平写信给毛泽东，要求和家人一起生活。获得批准，邓小平回到宽街家中。
唐山大地震，邓小平和卓琳的居室因巨大的冲击而变形，打不开门。孩子们急了，拼命撞开门，接出两位老人，邓家房屋塌了两个角。
1977年7月，经历了毛泽东逝世、“四人帮”被粉碎的巨变之后，邓小平第三次出现在中国政治舞台上，73岁高龄的邓小平，和华国锋、叶剑英三人端坐在中共十届三中全会的主席台上。第二次被打倒所撤销的一切职务，全部恢复。
他一生中三次被打倒，三次又复出，而且一次比一次更加引人注目，一次比一次走向更大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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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高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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