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日开幕的首次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让中方代表团充分领略了美方的“热情好客”，美方给予的“超规格”礼遇也多少令外界感到惊讶。有媒体分析说，不论美国在接待规格上如何“务虚”，在具体谈判中如何“务实”，事实上这次中美对话已经预示着中国外交翻开了新的一页，正式迈入“强国外交”时代。与此同时，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也再次激发了世界对“中美G2时代”是否已到来的争论。

早在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召开前，就有媒体分析说，中美之间的攻防已经发生逆转，美国不可能在延续先前的咄咄逼人的态势。《华尔街日报》的一篇文章称，“在经济方面，回想布什政府时期，美国似乎才是那个四面出击的一方，保尔森直言不讳地批评人民币低估的汇率和国家控制的银行体系的缺点。”“而如今，美国却成了靶子，中国领导人则接二连三地发起攻击，批评华盛顿不负责任的金融监管方式，为支持国内复苏、不惜损害债权国利益、只顾自己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

《日本经济新闻》23日在题为“美中在战略与经济对话中实现攻守转换”的文章中说，美中战略对话的前身是2006年12月开始举行的战略经济对话，当初是美国就要求人民币升值问题对中国施压的场合。文章接着写道，“经过了两年时间，攻守双方发生了转换。美国财长盖特纳就任前称‘中国操纵人民币汇率’，但现在已完全不提人民币汇率问题。美中经济关系的焦点由‘人民币’变成了‘美国国债’。”

至少从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大幕开启那天来看，美国确实改变了布什政府时期对中国攻势凌厉的姿态。无论是希拉里大夸北京三环如何色彩斑斓，还是奥巴马亲临会议现场大秀孟子名言，都可以看出美国对这次中美对话的重视是史无前例的，也似乎印证了媒体所称的“攻防逆转”。对此，《香港经济日报》分析称，奥巴马为何如此重视今次对话呢?这似乎与中国在国际事务上的战略地位提升有关，中国领导人亦悄悄地推行新的外交思维一从“大国外交”逐步调整为“强国外交”。

《香港经济日报》的文章接着分析说，在百年一遇的国际金融危机下，中国经济的迅速回稳使国际社会对中国另眼相看，“强国外交”的新思维便应运而生。敏感而复杂的中美关系，相信可印证这“强国外交”的蓄势待发，今天举行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就是一个典型例子。文章称，上届在盟友日本举行的爱知世博会，美国并没有参与，但却积极筹划成为上海世博会的一员。更值得注意的是，新疆乌鲁木齐发生“7·5”暴力事件后，除土耳其总理的“胡言乱语”外，欧美国家政府基本上都很约束，不愿无故开罪中国。“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可算是中国进入‘强国外交’年代的第一个考验。”

在今年4月伦敦G20峰会后，所谓“中美G20时代”的声音曾沉寂了一段时间，随着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开幕，这个词汇也再次成为不少媒体报道的关键词。香港《信报》28日的文章称，上一轮G8会议曾被国际媒体炒作成为G2，即只有中美两国对话,后来证明是言过其实。现在进行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则是名副其实的G2会议，其影响力足以牵动整个国际大局。香港《文汇报》认为，在以往历次的对话中，美国向来以施压者的高姿态出现，但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美方已逐渐放下身段，更加愿意与中方平等协商，这既体现国际金融危机改变了中美力量对比，也是建立公平公正的国际新秩序的必然要求。

日本《每日新闻》28日报道称，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不仅是对此前布什时代经济领域对话的一个补充，更会是通过在世界性课题上的“责任共担”、构建21世纪中美关系的基础。可以说中美两国在事实上已经启动了“G2”。韩国《朝鲜日报》在讨论“中美G20时代”是否真正到来时称，以前的中美对话是美国主导并单方面提要求，“然而，随着中国的国际地位逐渐升高，此次会议升级为中美两国主要讨论各种国家问题的高层次对话。”

不过，也有媒体不看好这次中美对话，这一点从西方媒体不厌其烦地罗列中美要在这次会议上讨论的问题清单就可以看出。美国“市场观察”网就说，对话的结果很可能只是一些“空头承诺”。文章引用美国学者裴敏欣的话说，这次对话更像是一场“社交聚会”，而不是“实质性谈判”。日本《产经新闻》28日的文章也以中美贸易不平衡来证明双方是“同床异梦”，文章认为，中美目前一方大量出口另一方过度消费的经济格局，表明双方在经济利益上存在根本分歧。台湾《经济日报》的文章称，要让这“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变成中美“两国集团”(G2)依旧太难。文章援引美国学者沈大伟的话说.这种设想太离谱，因为全球经济危机不可能仅靠中美两国就能解决问题。

无论是“强国外交”也好，“中美G2”也罢，事实上中国所需要的只是“平等的相互需要”。以往的中美高层对话，美国的“要求”总是多于“对话”，这种局面在这次中美对话中必须发生改变。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牛新春对《环球时报》记者说:“中美之间是互相需要的关系，谁也离不开谁，但绝不是谁更需要谁。美国把这次战略与经济对话提到一个十分重要的位置，我们对此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这不是美国给了我们什么恩赐，要警惕美国用表面上的礼仪换取中国实际的利益。中美关系现在越来越复杂，我认为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提供的是一个综合性高级别平台。在这个平台上，两国高级官员参加，不仅权威性增强，解决问题也更为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