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莹
凤凰网资深记者，2016年4月初赴俄罗斯、乌克兰采访切尔诺贝利核事故30周年，行迹从俄罗斯南部布良斯克地区，到乌克兰基辅和切尔诺贝利。
位于乌克兰的切尔诺贝利，辐射蔓延到斯科夫所在的俄罗斯小镇。
“你认为当时政府是知道真相的吗？”
“我想他们是知道的。他们只是不想告诉我们。”
“一周后政府才承认发生了核事故”
“我是镇上核污染的第一个证人。”57岁的斯科夫（Setsey Sizov）声称。
斯科夫住在俄罗斯南部布良斯克州的新济布科夫镇上，这里离乌克兰的切尔诺贝利180公里——大概相当于广州到大亚湾核电站的距离。
他还记得，1986年4月最后的那个周一，大概下午三点左右，一团黑云笼罩在镇子上空，随后下了一场长达40分钟的暴雨。
“雨是黄色的。”他肯定地说。
斯科夫曾是一名军人。1986年切尔诺贝利事故发生时，他已经退伍，当了中学老师，专门教“安全教育”（二战后，前苏联一直对儿童进行“战备教育”）。他有一台旧仪器，可以测试核辐射量。这仪器本来是前苏联作为“战备”用品的。
他记得那一天，他的破旧仪器突然响个不停。他疑惑地拿着仪器到处测试，仪器上的天文数字让他震惊得说不出话。
“那时收音机里只说，切尔诺贝利发生了爆炸。我去找政府，把我仪器上的读数给他们看，他们说你的机器坏了，或者是你不会用。天上下了黄色的雨，但没有人出来解释。直到5月3日（切尔诺贝利事故发生在4月26日），政府才承认发生了核事故，并说这对我们会有影响。”
“你认为当时政府是知道真相的吗？”
“我想他们是知道的。他们只是不想告诉我们。”斯科夫说。
斯科夫和他的旧仪器。他声称用这台仪器第一个发现该镇受到核污染。
斯科夫说，现在他吃东西非常小心，别说蘑菇、莓果，连鱼都不吃。
他还在讲述，却突然被一个尖锐的女声打断：“原来你早就知道！你为什么不说？”
大家转头望去，一位五十岁上下的女士不知什么时候来到我们身旁。她激动地嚷着：“你知道！你有责任告诉大家！”
她满眼泪花地说，自己叫安娜（Anna Shapovalova），“我想了很多很多办法，无法证明我这一身的病都与切尔诺贝利有关，做那些检测需要好多好多钱，我们需要药！我儿子1990年出生，一生下来就一身的病，直到现在生活还无法自理。我给州长写信，我给总统写信，没有人理我！”
她转头继续朝他嚷嚷，已带了哭音：“既然你知道有问题，为什么不告诉大家？应该马上禁止所有人出门！”
“我只是个教师，我也没办法！”他嚷回去。
“可是你应该说！你有责任！你知道！”
“我能怎么办？我说了也没人信！况且我说了，政府会报复我的！”
他们争吵起来。在场的记者们一片沉默。
儿童在吸收了大量辐射的森林里嬉戏
“核辐射是个很鬼的东西。它会寻找你身体的弱点，心、肝、脾、胃，你说不好哪里会出毛病。处处都会出现问题。”探索频道拍的纪录片《切尔诺贝利之战》中，一位受害者说。
核辐射对人体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概率中。受核辐射影响的地区，患癌率会比其他地区高出许多。但如果具体到个人，你将很难证明自己身体的问题与辐射有关——你可能需要花很多钱，做很多很多的检查和测试，才能证明一个模糊的结论。
“虽然切尔诺贝利是在乌克兰，但它对乌克兰的环境影响，远没有对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的影响那么巨大。因为当时的风是往东北吹的。”一位乌克兰政府官员告诉凤凰网。
布良斯克的大片森林还成为了“功臣”，吸收了大量切尔诺贝利爆炸释放出的放射性核物质，这里成为受切尔诺贝利伤害最严重的地区之一。
“30年过去了，但在这里，我的盖革计数器（专用于探测电离辐射的探测器）仍然哔哔作响。”绿色和平核专家艾利克斯（Alexey Kiselev）说。对这里生活的数百万人而言，看不见的核辐射，就是他们的日常生活。他们在吸收了大量辐射的森林里伐木，食用森林里的蘑菇和莓果，儿童在森林里嬉戏。当森林火灾频频发生，烟尘带着辐射粒子进入人们的呼吸道。
切尔诺贝利事故后，乌克兰和白俄罗斯，都将铯137污染浓度在555kBq/m2（浓度单位，每平方米含有1000贝克放射性核）以上的地区，人口全部撤离。但在俄罗斯，只有浓度达到1480kBq/m2（即前者的近三倍），才算撤离区。“如果按照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标准，布良斯克的许多地区应该被彻底疏散，人们根本不应该在这里生活。”艾利克斯说。
比灾难更可怕的，是假装一切都不存在
更糟糕的是，因为经济下行，俄罗斯政府还在裁减对布良斯克地区的各项财政支持。对核辐射的测量、对核污染的清理、对受害者的补助，随着村庄破产、州政府预算裁减，越来越少。
“地方政府的财政捉襟见肘，预算就像一条短短的毯子，遮得了这头遮不了那头——总有些地方得裸露着。”布良斯克州新济布科夫镇中心医院的维克特（Victor Khanayev）医生说。
“政府委派的那些专家来了，就随便拿仪器测量一下，记录下读数就走了。但他们实际应该做的是：要走得更深、更远，寻找那些辐射特别高的热点，进行标识和清理；与本地人交谈，他们会告诉你哪里的污染更为严重。可是，这些政府专家们都没有做。”艾利克斯说。
在布良斯克地区，凤凰网走访了村庄、森林、医院，访问了村民、护林员、医生和NGO工作者，他们生活在核污染的阴影下，挣扎求存；而当地政府对这一切置若罔闻。
比灾难更可怕的，是不透明制度下，对灾难真相的掩盖：假装这一切都不存在。
下车之前，人们必须换上橡胶雨鞋。重新上车前，专家要用仪器扫描每个人的衣物、鞋底，然后每个人要屁股坐在车座上，脚在车外，换下雨鞋，拿黑色塑料袋装好，才能将双脚缩回车内。
茨维亚斯克的公墓，仿佛放大了的婴儿床——人生来与死去的地方如此相像。
切尔诺贝利事故30年后，核灾难远未结束。
在俄罗斯，仍有150万人居住在14个被官方认定为受核辐射污染的地区。
与乌克兰、白俄罗斯交界的布良斯克地区，是受核污染最严重的。来自切尔诺贝利的核污染，威胁着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在他们吃的食物里、在他们喝的牛奶和水中、在孩子玩耍的公园和林地。他们在被严重污染的土壤中种植蔬菜，又用这些蔬菜喂养牛羊。
在核辐射地区，不能吃饭或喝水
“请准备一双质量上乘的橡胶雨鞋。穿长袖衣服，戴帽子。请勿穿着任何暴露身体部分的衣物或鞋子。戴口罩和手套。请仔细阅读辐射防护须知。”
出发走访废弃的村庄、森林和公墓前，防辐射专家对记者再三叮咛：“车是我们的庇护所，严禁将任何辐射粒子带入车内。”
下车之前，人们必须在车内换上橡胶雨鞋。走访后，重新上车前，专家要用仪器扫描每个人的衣物、鞋底，然后每个人要屁股坐在车座上，脚在车外，换下雨鞋，拿黑色塑料袋装好，才能将双脚缩回车内。
在外走访时，不能吃任何食物，也不能喝水。每人携带两个监测器，一个记录实时辐射量，一个监测累计辐射量。
手套、口罩，进入辐射区需要准备的部分工具。
“今天有细雨，这是好事。因为潮湿天气可以让带有辐射粒子的尘灰待在地上，不会到处乱飞。”专家说。
“在野地里请不要碰触任何草、树或任何植物。要特别小心那些有刺的，它们会沾到衣服上，非常危险……做好准备，让我们出发吧。”
废弃的村庄和公墓
“欢迎来到禁止踏足的领地。”绿色和平核污染专家艾利克斯（Alexey Kiselev）微笑着，请我们下车。
在我们下车前，艾利克斯已经用探测器转了一圈，他确认我们是安全的。
一番忙乱的换鞋、戴帽、准备口罩和手套，打开相机和录音笔，举目四望，这是一片看上去荒凉但并无特别的野地。手机收到“白俄罗斯国际漫游资费”的自动通知。“不远处就是白俄。”艾利克斯指着远方。这里如此安静，只有鸟儿啾鸣。别人在前方十几米处说话，后面能听得一清二楚。
这片看上去并无特别的野地，30年前曾是5000人居住的村庄。
“茨维亚斯克”（Svyatsk），这是一个因核辐射被遗弃的村庄。曾有5000人居住，两个大教堂，还有一个相当规模的犹太社区——这个村子在二战中曾被德军占领，所有犹太人都曾在集中营里呆过。如今，30年后，这里看起来完全像荒野。在车子飞驰而过的瞬间，偶尔能看到一点点房子的残迹。
我们来到一片被废弃的公墓。
绿色和平专家在废弃公墓前，接受采访。
这片公墓大概有两个半足球场那么大。俄罗斯人用土葬，他们把先人的尸骨埋下，堆成一个小小的土堆，再用栏杆围起来，看起来仿佛放大了的婴儿床——人生来与死去的地方如此相像。
在公墓里，我们甚至看见1987年死去的人——那是切尔诺贝利事故后一年，村民仍然把先人葬在这里。事实上，切尔诺贝利事故后三年，官方才正式实施撤离方案，将全部村民迁走。
在我们走访墓地时，本应被设为禁地的公墓，迎来一位熟悉的客人。他叫维克（Strelukor Victor），出生在这个已被废弃的村子里。“切尔诺贝利发生的时候，我10岁。”他说自己记不清当时的具体情景，只知道有大事发生，生活从此彻底改变。
如今已经40岁的他说，父母在七年前过世，他总觉得如果不是切尔诺贝利，父母不应死得这么早。“但我永远也无法知道确切答案。”他耸耸肩。
“人们没有钱去专门做辐射检测，我们也只能把死亡率与从前相比来推测与切尔诺贝利的关系。”绿色和平反核专家阿里穆夫（Rashid Alimov）说。
阿里穆夫说，本来按照撤离方案，居民可以将房子作价卖给政府，搬迁到别的地方去。但陆续有人返回来。“他们在其他地方找不到工作，也无法习惯，故土难离。”另外也有宗教上的原因，这里的居民属于“旧礼仪派”，与当前主流的俄罗斯东正教格格不入。
村民维克如今经常来拜访墓地。七年前，他将父母葬入这个本已属于禁地的墓场。“我的爷爷葬在这里，我的太爷爷葬在那边，我整个家族都葬在这里。”他指着父母墓旁的地方，对他来说，时不时来拜祭祖先非常重要。
村民维克，七年前他将父母葬入这块已是禁地的墓场。
对村民维克的到来，反核专家艾利克斯显得极不耐烦。“今天还算好的，他穿了橡胶雨鞋。平常他经常踢踏个拖鞋就跑来，他根本不在意会把尘土带上车，带回家。”
“你不担心核辐射吗？”面对记者的提问，维克又一次耸耸肩，“我照常生活，不去想这些事。”
他顿了顿，又说：“我非常、非常想念我的家。这是我从小长大的地方。”
人们死于癌症，老人在辐射的土地上种菜
从被列为“禁区”的废弃公墓一路开车，半小时后，我们来到一个叫“斯塔耶•波勃维其”（Starye Bobovichi）的小村庄。
这个村庄距离切尔诺贝利180公里。30年后，当地村民仍在核辐射阴影下生活。最糟糕的是，政府正打算裁减各项补偿政策。
官方称，这里的辐射水平已经降低，从今年7月开始，村民享受的财政、医疗补贴都会削减。但专家和村民坚持认为，这里的辐射量只比30年前降低了一点点，仍然对村民健康有巨大威胁。
“这里的辐射量比正常值高30倍。”绿色和平专家阿里穆夫指着仪表器上的数字说。
看上去，这是一个很普通的俄罗斯南部村庄。鸡鸣狗叫，老人在屋前抽烟。
老人在屋前抽烟。
实际上，这里本应是疏散区。绿色和平专家艾利克斯拿着仪器在村里到处探测，哔哔声不断——意味着辐射量相当高。
一位名叫瓦西里（Vasily Pustovoitov）的老人主动邀请我们进屋。穿着旧西装裤和旧皮鞋的他，进门时，把自己的鞋脱在一旁，却热情地对记者说：“进来吧进来吧，不用脱鞋。”
老人招呼记者进屋：“进来吧，不用脱鞋”。
他说，自己有三个儿子，三个孙女。他们不愿意跟他一起住在有核污染的村子里，所以他自己独居。退休金很少，他自己种菜吃。邻居有个好心的老太太，有时会过来帮忙。
老人说，记得切尔诺贝利事故后，出现核云团，往莫斯科方向飘去。为了防止莫斯科受到影响，政府采取了人工降雨的方式，让云团消失。“我记得当时下了黄色的雨。”
老人家的侧厅。
问老人身体如何，他说“老骨头常常疼”，“大概会一直疼到我死去吧。”老人的语气轻描淡写。
“为什么不搬到别的地方去呢？”
“干嘛要搬。我生在这里，长在这里，住在这里，我要死在这里。”
离开瓦西里的家，走在村子路上，一位老太太追上来，哇啦哇啦对记者说话。
“她想跟你说话，”来自莫斯科的记者试图做翻译，最终还是放弃了，表情有点囧，“她口音太重了。”
尽管无法沟通，老太太还是一直跟着我们，微笑着，哇啦哇啦说话。“老人们太寂寞了。”莫斯科记者摇摇头。
老人们很欢迎艾利克斯带着仪器去他们家里探测。在老太太家后院的地里，探测器哔哔响个不停。“这里的辐射值是正常值的三倍，”艾利克斯试图跟老太太解释，“您要去看医生，做检查！”“哈！”老太太只是朝空中一挥手，完全没听进去的样子。
艾利克斯试图向老太太解释，她地里的辐射量是正常值的三倍。
“她不会理会我的建议。”艾利克斯摇摇头。
在村头，村图书馆馆长娜塔莉亚（Natalia Kundik）告诉记者，1986年4月下那场黄色的雨时，她的家还没建好，当时连屋顶都没有。她很快发现室内的辐射指数比室外还高。后来她母亲，还有一位同事均死于癌症。
她向记者抱怨：“州政府完全遗忘了我们，他们从来不来这里。”被问及村子是不是只剩老人，她说：“也有像我这样的年轻人啊，我才47岁！”
她说，如今村里没有医生、诊所，很快也会没有药品了。
“政府应该派人来看，来测量，来清理！”艾利克斯语气激愤，然后又转为忧伤，“州政府没有钱。这里不但有被遗弃的村庄，还有被遗弃的人们。”
（文/图 凤凰网：孙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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