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批进藏女兵讲述如歌岁月
[主持人]:
大家好，今天是西藏文化讲堂的第一期节目，本期节目是由中国西藏信息中心、西藏文化网和中国网共同制作的，我是主持人刘震。
上个世纪50年代初，祖国大陆西南雪域高原上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大事件。中国人民解放军1950年开始进藏，进行昌都战役，第二年西藏和平解放。我军陆续进驻西藏各国防要地，以第十八军为主的部队担任了解放西藏的重大任务。进军西藏巩固边疆急需一批从事后勤、医疗、文艺、外事等工作的女兵，在这一年的春夏秋冬，从北京、成都、重庆、西安、郑州、南京等地一批青年女学生满怀一腔热情报名从军。
[主持人]:
1100多名的来自全国各地的女兵分散在进藏的队伍中，在缺氧、断粮、无路的恶劣条件下和男兵一样背负着沉重的行囊，从川藏、青藏两线经过无数座雪山，无数道冰河，经过艰苦卓绝的行军征服了世界屋脊，徒步走进了拉萨及其边防重地。
大家看到我手上拿的这本书《首批进军西藏的女兵们》是由吴景春老师、李国柱老师等18军的老战士倡议编辑的，她们的倡议很快得到了全国各地老战友的积极响应，同时得到了西藏自治区党委领导，党委党史研究室以及一些老领导的大力支持，经过两年多的工作先后联络战友800多人，收到回忆录300多篇。这部回忆录就是在这些来稿的基础上选编而形成的。
我们今天有幸请到了首批进军西藏的女兵代表，她们是:刘延老师、吴景春老师、李国柱老师、黄崇德老师、伍仪瑜老师、在这里共同和大家分享五十年前那段如歌岁月。
[主持人]:
各位老师好。首先我们请李国柱老师和吴景春老师为我们谈一下当时写这本书的经历和过程。李老师，请您先说！
[李国柱]:
我们感觉进军西藏这件事情是比较有意义的，在1995年的时候，我和吴景春等到拉萨参加会议时，钱正英部长接见了我们，我们感觉很荣幸。回来以后，我们就商量，是不是把这段事情写出来。为什么要写？写下来让更多的后人知道这件事，如果我们不写，有的记者就会乱写，所以我们决定写下来。
[李国柱]:
我们自己先商量了一下，在北京进藏的各个部队派代表，1998年11月19日，由女兵郑文姗起草了一封信——《告全国首批进藏女兵书》，她写了以后，我们在会议上将这个意图讲了一下。为什么要写这本书？为什么要留下这段有意义的事情？大家听了以后觉得我们的倡议很好，最后就把这封信和第一次开会的情况向全国的女兵们进行通报。她们接到信以后，感觉我们的倡议很好，谁收到以后就复印，再往下传，这样很快就得到了全国各地26个省市同志的支持。她们积极响应我们的倡议，纷纷来信表示愿意把这段历史写好，传给后人。接下来就开始写，开始编辑。我们又根据情况成立了五个领导小组，收集材料、名单，把稿子进行整理、编辑，还有一些年轻的同志帮我们。经过几年的努力，最终形成了这本书，这本书是100万字，上下两册。在2002年开始正式发行。从发行到现在有十年，从倡议出版、问世到出版一共十周年。12月份的时候，北京编辑部的同志在一起纪念这本书十周年。
我们开了一个会，为了这本书十周年写了一篇稿子，登在了《军事历史》上，还登在了《西藏党史资料》上。另外，我和编辑部的刘延同志写了出书的前前后后，《中国妇女报》于11月19日我们纪念十周年的时候登了这篇文章，所以这篇报纸非常有收藏价值。
[主持人]:
这就是当时的报纸。(展示报纸)
[李国柱]:
我们也得了奖。
[主持人]:
这是当时得到的奖状。吴老师，您对这本书的出版、发行有什么想说的？另外这是首批进藏女兵们的十周年纪念合影。
[吴景春]:
刚才国柱说得很清楚，比较简练。我们这本书的出版和别的书的出版有非常不同之处，这本书的出版纯粹是群众性串联的结果，一个串一个，起草一封信，你传给她，她再传给她，没想到我们竟能找到1100人中的800多人。我们不仅出版了书，而且还有一个名册，这是很珍贵的。这也使得很多男兵很羡慕我们，觉得你们女兵真有办法，不仅出了书，还找到了战友搞了一个通讯录。这本书最主要的特点是群众性的，大家做出来的。
我们为什么要出这本书？刚才国柱讲了，当时我们在拉萨参加一个纪念活动，结果有媒体报道说是接见首批进藏女兵，我们觉得这个不错，这也是一笔财富，如果我们的同志不把这些东西留下来，将来就没有了。正像当时开出版纪念会议时，多杰才旦说这是空前的，也是绝后的，因为时势造英雄，那个时候的历史条件造就了这批女兵。所以我们觉得这是一种使命感，我们就联系了一些人，希望把这些财富留给后代，让他们知道当时建军时是什么情况。特别是女兵，她们所肩负的任务和男兵一样，但是她们的生理特点和遇到的痛苦比男兵更多。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决心把这个事情做下来，克服种种苦难，使这本书诞生。
[主持人]:
1951年5月21日，“我要参军、我要进藏”，这个话是您说的。请您介绍一下当时的情况？
[吴景春]:
我是西北助产学校毕业的，被分配到西安卫生厅做妇幼卫生处的工作，已经分配完了。但是这个消息公布以后，我就找卫生厅，说我要参军，要解放西藏。当时卫生厅的同志说:“不行，现在正是干部缺的时候，干部都是区域化的。”
我说:“西藏刚解放，没有人培养，都要支援的。”后来他还是不同意，我们就找了西北局的负责同志习仲勋(音)，我们五个同学去找他。他特别支持我们，他说:“这几个娃，这几个女子想参军，去解放西藏，这是好事啊，应该支持她们。”这样，就批准我们去了。我们当时走的时候，家里都不知道，东西就放在学校里。等到了兰州在集中训练的时候才告诉家里我们参军了。
[主持人]:
这就是您当时参军的经历。从您报名参军以后，从您出发一直到拉萨的过程中，也发生很多的故事，我相信每位嘉宾都有。我这里有几个关键字，一个是“宿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女兵是怎么样宿营的？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
[吴景春]:
我接着说一下。宿营在路上都是帐篷，出发的时候就练习搭帐篷，几分钟就能支起来，大家比赛。因为我在收容队，男女住一个帐篷，很别扭，从小到大也没有这么住过，晚上换衣服都偷偷的，听见人打呼噜睡着了才敢换，大家都住在一个帐篷里，晚上支，早上收。有的时候走沼泽地，这是最艰苦的，几天也走不出泥坑，那个时候没有塑料，就把帆布铺在泥坑上，把马达放在上面，钻到里面，最好的是有一个狗皮褥子能够防水，就睡在上面。所以一路的行军也是很艰苦的，营地很重要，什么地方都支过帐篷。
[李国柱]:
帐篷一般都是四个人，一个人背一块布。
[刘延]:
方块棉布，每个人都有。
[李国柱]:
一人背一个帐篷杆。
[刘延]:
四块雨布正好搭一个小帐篷。
[吴景春]:
那是西南的，我是西北进军的，是整个的帐篷。
[主持人]:
帐篷还分两种？
[吴景春]:
我们是整个的，他们是分着的。
[李国柱]:
我们都是四个人一个，工作帐篷是大的。接收广播电台的人都是工作帐篷，一般的战士都是四个人一个帐篷。
[刘延]:
当时的帐篷是两用，脚上有绳，收起来以后，下雨的时候当雨衣，连背包都能挡住。到营地以后，解下来，四块布一对就是帐篷了，都不一样。她们是西北的，我们是西南的，发的东西不完全一样。
[主持人]:
我们刚才知道了宿营的情况。现在又有一个关键词是“爬山”。在行军的过程中，爬山是必不可少的，经历了这么多的雪山，对于当时爬山的状况黄老师是不是还有一些记忆？
[黄崇德]:
爬的山太多了。从甘孜出发以后到昌都，爬了几座山。然后从昌都，我们走中路到拉萨，这一路的山更多，等于是横断山脉。当时爬山的时候，年纪也小，身体也不好，氧气特别少，缺氧，喘不过气，当时还要负重。在我们团来讲，当时我的身体比较瘦弱，每次爬山腰都弯成90度，喘不过气来，他们给我起的外号叫“喷气式”。爬山的时候非常缺氧，那是普遍现象。
要是碰到雪山，有的时候雪深到膝盖。像我们爬丹达山(音)，6300米，它的雪特别深，走起来很艰难。所以爬山对于我们来讲，确实是一个非常艰苦的事情。另外在下山的时候有时很陡，根本没有办法往下走，所以我们就往下滑。有一次我们爬瓦和山(音)，它的路程比较远，有100多里，一天必须要过去，不能在山上住，如果住山上，就很有危险，风雪一来，人就会没命。所以在那个时候，我们前一天先爬半山腰，在那里宿营。到那里以后，天气变得特别快，飞砂走石，冰雹也来了，打得头都疼。过了一会儿，天又晴了，搭帐篷的时候钉子钉不下去，因为土是冻的，用大石头压帐篷。
[黄崇德]:
夜里睡觉都睡到冰地上，睡不着。我记得夜里怎么也睡不着，本来很疲劳，一般躺着就睡着了，那天怎么也睡不着。我们背的背包，被子都很薄，不能太重，像我们文工团还要背道具、帐篷、粮食，有好几十斤，所以我们的被子很薄。我们两个人铺一个被子，夜里就扒在地上，一夜就那样冻着。我们基本上睡的是冰床，这种情况是经常的。
早上起来如果下雪，就看不见帐篷，一个雪堆一个雪堆的，人从雪堆里爬出来，鞋都冻在上面，使劲拔。每天早上穿鞋的时候最痛苦，因为天气冷，鞋是硬的，脚硬往冰鞋里穿，最后用体温暖化。我们那天出门的时候碰见一条小河，有一些石头可以踩，人踩得多了，石头就滑，我们就趟过去，鞋一走就粘到地上，那个时候非常寒冷。
还有趟冰河，像女同志来月经的时候更痛苦了。一个是没有条件，纸也没有，原来还发一点纸，后来都没有了，有的时候扯点衣服、被子里的棉花，如果没有就弄点衣服垫着，然后再洗。到趟冰河的时候，河里都浸满了血水，是相当艰苦的。我是比较幸运的，一行军月经就不来了，到拉萨以后生活规律化，慢慢才来，来了以后拉肚子，疼，扒在地上打滚。有的时候要演出了，先打一针吗啡止疼，然后就上去演出，有的时候晕晕乎乎，像踩着棉花一样。
[黄崇德]:
虽然那个时候我们很苦，但心里还是觉得苦中有乐，很高兴。脑子里就是一个信念，想着怎么解放西藏，解放西藏的穷苦人民。尤其到了拉萨以后，看见拉萨的农奴断胳膊、瘸腿的，乞丐遍地都是，看了以后确实感觉我们就一个信念，再苦再累，饿肚子、爬雪山、趟冰河觉得都没什么，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为了解放西藏。当时，大家都经历过这些事情。
在进藏的过程中，还有一些同志牺牲在路上。我们文工团有几个男同志，还有六队的一个女同志，因为心脏不好，在路上缺氧，还有肺气肿、心脏病，都牺牲了，长眠在西藏。
[主持人]:
黄老师，我听您说路上带着粮食，当时在这样的情况下你们吃什么？
[黄崇德]:
开始的时候，因为我们从甘孜出发的时候，还带了一些干粮、米、代食粉、蛋黄蜡，到后来东西越来越少，我们就规定每人每天二两代食粉，就是黄豆等磨的粉，熬成糊糊喝，每人只有二两，要说起来大家都把汤叫“四影糊糊”，可以照到人影。当时很缺粮，有的地方好一点，你可以买一点牛羊，有些好人可以卖给你，也有人不卖，有反动宣传，不敢卖给我们。要是碰到一些开明点的人，他会卖给你一点。总之大家都是忍饥挨饿过来的。
[主持人]:
谢谢黄老师。吴景春老师我想问您一个问题，我们在行军过程中，基本上都有军马驮食物和人，当时的情况您还记得吗？
[吴景春]:
我们20几个人行军，没有赶上大部队。我们是7月28日从重庆出发的，组成了一个西藏外事处，去赶十八军的部队。我们到了甘孜以后，知道他们的部队已经从成都出发了，我们从甘孜才开始步行。步行的时候，在甘孜修整了一段，从重庆到昌都带了一些东西，那个时候都是凑起来的外事队伍，加上西南军区的情报处，由一个科长带领7、8个同志，两边组合在一起进军西藏，从甘孜以后步行，徒步进军。
那个时候号召大家把带的多余的东西精简，因为你要自己背。我记得有一个男同志，他家里的经济情况比较好，他对吃苦的思想准备有点不足，把什么衣服都扔了。后来步行以后，就基本上是高原气候，白天有太阳，晚上就很冷，大家就支援他，他就得出一个教训，当时只考虑轻装减重，没有考虑到还有气候的变化。行军过程中开始是牦牛帮我们驮东西，单位有一些办公需要的东西，比如外交部派去边疆的，还有几个木头箱子装护照等，这些东西都要有东西驮，那个时候就雇了一个牦牛帮帮我们驮东西。有些重的行李，就是它驮，自己个人用的就尽量减轻，但是也要负担一部分。到了昌都以后，就变成驼帮。
[吴景春]:
当时我们有一个收音机，那个时候全国刚刚解放不久，还有美国造的收音机，好象是很高级的了，外交部给配备了点唱机、收音机、小照相机。除了照相机人背着以外，点唱机和收音机都是牦牛驮的。牦牛走的路和驼帮走的路不一样，它是可以走很陡的山坡，这样它驮的东西来回晃，到地方打开箱子的时候，东西都坏了。我们步行行军只有二十几个人，当时对环境也不是很了解，所以晚上还得站岗，女同志站上半夜，男同志站下半夜，男同志搭帐篷，女同志帮着做饭。
[主持人]:
经过了这么多苦难经历，我们的女兵们终于到达了西藏。在西藏的生活、工作马上就要开始了，我现在给大家展示一幅图，这是当时西藏军区女篮与西藏贵族小姐进行的篮球比赛。当时黄老师参加了这个比赛是吗？
[黄崇德]:
对。
[主持人]:
您把当时的情况介绍给大家好吗？
[黄崇德]:
可能记得不太清楚了，时间太长了。当时我们文工团的女同志多，主要是为了搞好统战工作。因为当时进藏的时候，还不能直接和农奴接触，做这些工作，当时不能谈改革的事，主要是给上层做统战工作。一方面，文工团通过文艺演出，学西藏歌，跳舞；另外，就是和他们搞联谊，搞篮球比赛。
我原来在学校也打过篮球，不管会不会，我们文工团组织了七、八个女同志，和西藏的贵族小姐比赛。很多的贵族小姐原来在印度上过学，所以有些也会打球。
[主持人]:
当时的身高情况是怎样的？
[黄崇德]:
选的都是个子比较高的，我在里面算是中下等，我们还有几个女同志个子都一米六几。她们的身体素质比我们好，整个来说体质比我们强，因为她们在西藏习惯了，我们就不行。但是为了做统战工作，那个时候是青年联谊会和我们军区一块组织的，打的时候也很有意思，因为西藏缺氧，我们很不习惯，平时走路都喘气，打球就更累了。但是为了搞联谊，拼了命也要打，也是拼命的抢。当时她们的体质比我们强，但是我们掌握既不要搞得大家不愉快，不要犯规，也不要丢军区的脸。所以当时还是比较紧张的，打完以后，藏族人民没想到我们解放军的女同志看着那么瘦弱，女球员还可以，她们很佩服。当时比赛的结果怎么样我记不清了，反正大家拼命的跑，拼命的抢。
通过那些联谊活动，拉近了藏汉之间、军民之间的关系，这场篮球比赛，我觉得还是挺有意义的。回来以后，我们每个人都累得喘不过气来。
[主持人]:
我这里还有一枚由国家体委颁发的攀登珠峰的纪念章，这个纪念章是颁发给您的吗？
[黄崇德]:
也不是颁发给我的，我们是文工团第一次攀登珠穆朗玛峰的时候，去了一个小队，22个人。去的目的一个是慰问，做后勤工作。我们住在绒布寺(音)大本营，他们登山队员去了以后，我们后勤开始帮厨，还有工作人员，我们每天晚上组织晚会，帮他们做些事情。等他们登山下来，我们就夹队欢迎。还有一部分同志到6000米以上接登山运动员，这些主要是男同志去的，我们女同志主要在大本营，帮他们做饭，做后勤工作，做一些标语，欢迎他们，等下来的时候就穿上服装，跳舞欢迎他们，晚上再组织晚会。
当时我们组织晚会的时候，那个时候是五千二百多公尺。我这个人属于什么都会一点的，参加跳舞、唱歌，因为小队的人数少，要组织一台节目，每个人担负的节目都很重，所以我单独的节目好几个，比如跳舞，人不够的我都参加。当时高山缺氧特别厉害，因为我原来刚进军西藏的时候，就得了胃病，吃的饭是夹生饭，经常是早一顿、晚一顿的，所以我就胃出血。在珠峰的时候也是，唱西藏歌，连唱带跳使劲咳，就往外吐血块。像我这样的，还有几个同志，还有一个说山东快书的男同志，他说着说着就晕倒了。平时演出没什么，关键是在那么高的地方演出。
[黄崇德]:
当时登山队员看了以后，对我们非常敬佩，专门向本部反映，说对文工团非常满意，能做到这一步非常不容易，还有男同志上去接他们。有一个王福州(音)，可能是因为高山缺氧的过分压力，一下子看到亲人又唱又跳喊口号，他热泪盈眶，都哭了。我们也非常感动，当时的气氛非常感动人。后来他们回去对我们专门做了反映，就发了这个纪念章。
[主持人]:
谢谢黄老师。下一个关键词是“为什么见死不能救？”我想问一下吴老师，这件事情可能是让您终身难忘的事情。
[吴景春]:
一个医务工作者的工作职责就是救死扶伤。我有一次出诊，晚上有一个产妇生小孩，我去了以后，小孩已经生了，胎盘滞留流血，喇嘛在念经。我觉得只要消毒，打一点止血的药就可以了。但是喇嘛不让动，我说我绝对可以保证救她的命，但是喇嘛念经就说不能让汉人的医生给动手术。其实那也不是大手术，我求了他很长时间，我眼泪都出来了，他们还是不同意。后来我没有办法就回去了，回到医院里，我看见院长，就放声大哭。我觉得作为医务工作者，到这里见死不能救，心里真是难受极了。这件事也是我非常难忘的。后来，我就特别支持主张加强卫生工作的宣传，要让大家知道科普知识，大家要讲卫生，科学接生，做很多宣传工作。
[主持人]:
我还听说您给安排阿沛·阿旺晋美的女儿和妹妹的两次接生，这个情况请您介绍一下。
[吴景春]:
给阿沛的女儿接生的时候，当时的2号在值班，其他的人都到北京来参加人大会了，当时谭政委找到我，问我是不是值班，阿沛的女儿生孩子，他说这是政治任务，你一定要接生好。我说没问题，自己一定会好好做这个工作。我在接生的时候，是很注意的。因为我们作为妇产科的，特别是接生，自然分娩的时候保护会阴不破，这是我们最主要的技术。当时因为她的孩子很大，我就怕会阴破，我用尽全身的力量，结果小孩出来是九斤多，将近十斤，孩子非常大，后来出来会阴没有破，小孩也很好，我高兴得不得了。
后来阿沛的妹妹生孩子也是我接生的，她也特别感激，还绣了很多的小手绢。有一次她到医院来要送给我，我正好出诊，她一直坐在那儿等，我回来的时候她绣了很多好手绢给我，我把小手绢拿到婴儿室去，给小孩做围嘴。
当时在西藏说统一战线，卫生工作，看病做买卖，这几大工作都是密切联系群众的窗口。当时医务工作者都深知自己肩负责任的重大，一定认真做好每个医疗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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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彭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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