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30年新改革故事 1978年成为中国“梦工场”
2010年08月20日 16:48《决策》杂志 】 【打印共有评论0

决策2010007期:少年深圳说

少年深圳说

■策划/本刊编辑部 ■执行/王运宝 贺海峰 徐浩程

策划人语

30年,只是一个传奇的开始。

深圳理应做一个更大的“梦”——不仅仅是推动经济现代化,更应在政治、文化现代化上,再次担当起“试验田”、“排头兵”的角色。

新30年开局之刻,深圳被寄望于担负改革攻坚和社会转型如何破题的大任。因此,总结往昔,是为了扬起敢闯敢干的精神,重新唤醒一座年轻城市的拓荒激情与气魄,进而能再次赋予国人驰骋腾跃的力量。

“惟思将来也,事事皆其所未经者,故常敢破格。”110年前,梁启超作《少年中国说》,给危机沉重的中国人点亮一盏灯。深圳经济特区30周年之际,本刊作“少年深圳说”,不仅是倾听一座年轻城市的心跳,更是希冀深圳在讲述“新改革故事”中再干一个30年。

深圳30年

■本刊记者 王运宝

7月1日,深圳市民中心广场的大型电子屏幕上,一条闪光的红线环绕深圳的全市辖区,勾勒出一个全新的深圳经济特区版图,宣布深圳进入“大特区”时代。“二线关”设立27年后,深圳特区关内外一体化备受关注,被认为是中央送给深圳特区成立30周年的一个大礼包。

与中心广场处在同一条直线上的莲花山公园,是眺望深圳城市的最佳观景平台,站在这里你会领略到别具一格的城市设计,目光所及之处,不同建筑风格的高楼群组成一幅恢宏的城市画面。这幅画在过去30年里徐徐展开,被誉为“中国改革开放成就的缩影”。

“从一个边陲小渔村,崛起为一座千万人口的现代化大城市”,几乎所有对深圳的介绍,都是从这句话开始的。的确,中国30年城市化高歌猛进,没有哪座城市能够替代深圳的样本意义,因为深圳是中国现代城市最好的镜像。

深圳30年,演绎出无数精彩城事。

中国“梦工场”

“创意就是金钱、创新就是生命”的大字标语,在海外装饰大厦树立起来后,不仅成为深圳华强北的象征,更被全体深圳人认可,成为这座年轻城市下一个30年发展的新动力。当《深圳商报》首席记者徐明天在《春天的故事》一书中写下这个细节时,遥想当年蛇口开发区“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精神图腾,两个标语跨越30年时空,进行历史对话。而标语背后的这座城市,早已无从寻找当年“省尾国角”的边陲小村印象。

2009年,深圳市地区生产总值达到8200亿元,相当于1978年中国经济总量的两倍多。从1979年到2009年,深圳市地区生产总值增长979倍。深圳30年,创造了世界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奇迹。

30年来,改变深圳的是多重力量的合力,而这一切都要回到原点——蛇口。

“1979年,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下一个圈”,这句歌词已经深深地烙在深圳的城市记忆中,就连深圳特区30周年的宣传标示,仍然以这句话为创意来源,足见其影响之深远。虽然特区正式成立的时间是1980年8月26日,但特区迈出第一步,是1979年的蛇口开发区。

上世纪80年代的蛇口,率先打破计划经济体制,多运一车泥土加4分钱,但谁也没有想到,这竟然能引起中央高层领导的极大关注。也许,正是这个“4分钱”所引发的蝴蝶效应,成为一场涤荡深圳特区的旋风,进而从南国边陲一路北上,以摧枯拉朽之势破除计划经济体制。

以蛇口为起点,深圳以体制创新,步步领先。

随着体制的改变,人才、资本、技术等各种经济要素开始向深圳汇集。其中,人的移动,对深圳发展起着尤为关键的作用。作为中国独一无二的移民之城,徐明天认为,深圳是“人才引力定律”的最好证明。而深圳之所以能够产生这种吸引力,根本的因素就是“深圳梦”所衍生出来的人的自由和解放。当一列列从北往南的列车装载着饱满的青春之躯,抵达深圳时,梦想也同时抵达。深圳对于现代化中国的符号意义,就是用这些或平凡或传奇的个人梦想,装饰了一座城市30年的记忆。由此,深圳当地一家媒体总结说,没有梦想的人,不会来到深圳。

实际上,不管是第一家转移来的“三来一补”企业,还是中国土地拍卖第一槌,都是资本和人力对自身价值的回归,由此带来的观念质变、制度之变,使深圳为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起到了独特的启蒙作用。正如《大道30》所总结的那样:深圳是中国市场经济的教科书,比经济价值更重要的,是它为整个中国所提供的观念价值和制度价值。

只有在深圳这个“梦工场”中,才能从“蛇口基因”中生长出招商、平安、中集、万科,以及华为、中兴、腾讯、比亚迪等品牌企业。如果说这些知名企业是深圳的城市名片,那么华强北的电子商铺,则代表着一种平民化的梦想追求方式,其中所蕴含、涌动着的创业潮,对深圳发展的推动意义,丝毫不亚于那些知名企业。徐明天对《决策》分析说:“深圳与其他城市的不同,就是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创业场’,这个场的磁力吸引着每一个来到深圳的人。同时,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创业场的能量越来越大,又会吸引更多的人来深圳实现梦想,这是一个良性循环的过程。”

比亚迪等叱咤风云的企业,都是从这个创业场中生长起来的。因此,“追梦人”的深圳之旅,是过去30年里一段最精彩的城市故事。正因为有了千万个追梦人,才让30岁的深圳更具“少年深圳”的气质和想象力。“这是先生长观念,再生长高楼和速度。想象力应该是深圳最大的无形资产。”深圳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王京生的概括,一语中的。

“大芬丽莎”的微笑

在上海世博会城市最佳案例实践区,深圳大芬村的创意独树一帜,一副由小油画拼凑而成的“大芬丽莎”,向每一位参观者露出经典式的微笑。

但谁也不曾想到,当年拿锄头种水稻的粗糙泥手,竟然能拿起画笔创作油画,进而成为世界知名的油画艺术品交易市场。大芬村脱胎换骨式的嬗变,“昭示了深圳过去30年成功的地方,同时也是启迪着未来的30年”,综合开发研究院副院长郭万达告诉《决策》。

大芬村最初的起步,与大量的“三来一补”企业基本相似,没有根本性的差别,也谈不上什么创意创新在里面。但就是这种加工生产流水线,创造了深圳第一阶段的经济财富,并由此构成深圳经济产业链的初级形态,富士康亦在此轮浪潮中进驻中国,首站便在1988年选择了深圳。

也正是在加工制造业的带动下,前20年里,深圳基本上都是以“经济制胜”,这一特点在2000年达到了顶峰,深圳成为全国人均GDP最高的城市。在经济数字飙升的同时,深圳整体的发展也进入到了一个瓶颈期。但任何一个城市的产业升级,都不是像电脑游戏的版本升级那样简单。拓荒年代的披荆斩棘最需要的是勇气,而百尺竿头更进一步需要的则是智慧。

对深圳来说,华为、中兴更能代表企业创新的DNA。实际上,在深圳转向创新驱动型经济的道路中,企业所扮演的主力军角色从未改变,已经形成了以本土企业为创新主体的企业主导型创新模式。用深圳市委书记王荣的话来概括,深圳从创新资源极度匮乏的“科技沙漠”,转变成以自主创新为特征的“科技绿洲”。

2010年,特区成立30周年之际,深圳将互联网、新能源、生物三大战略性新兴产业确立为发展重点,使深圳产业结构找到了新的发展方向和新的表现形态。

当上海世博会上的“大芬丽莎”向全世界观众展现深圳创意设计之都的美好前景时,在深圳市博物馆的大门口,树立着一座造型为双臂撑门的雕像《闯》,与“拓荒牛”异曲同工,寓意敢闯敢干的深圳精神,同样吸引了无数人的目光。

如果用一个比喻来形容的话,“大芬丽莎”所代表的创意智造,与“拓荒牛”和“闯”所代表的敢闯敢干的改革精神,就是下一个30年深圳梦想实现的双翼。

迂回中突进

今天,深圳已经回到中国改革舞台的中心。

2009年以来,这座“改革之城”动作频频,先是综合配套改革方案获批,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列首位;坪山新区挂牌探索基层管理体制创新;在省级以下政府中,率先启动大部门制改革;2010年伊始,公务员分类改革全面展开,聘任制试点进一步扩大;正在筹办的南方科技大学,被确定为法定机构改革试点,探索真正的“教授治校”。

这一连串的改革举动表明,讨论多年的特区重新定位,终于在2008年的珠三角规划纲要和2009年的深圳综改方案中有了明确答案,其中最核心的是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示范市。

而立之年,深圳开始讲述“新改革故事”。

从1980年特区成立开始,高擎改革大旗的深圳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先锋城市”。如同任何一个人都会遇到成长的烦恼一样,深圳在2000年“弱冠”之年,一系列的问题便开始呈现,进而影响到整个城市情绪的变化。最终,在2002年底,以一篇网文的形式引发对深圳的全面反思。

2003年,网文《深圳,你被谁抛弃?》激发千层浪,满城风雨起。正如国内某知名媒体评论的那样:网文真正触动深圳人心之处,不是文中似是而非的案例,而是文中流露出的深圳在国家战略布局中地位下降的失落与迷惘。此时的深圳,面对的不仅仅是一篇网文引发出的城市情绪,以及成千上万块的“板砖”,而是历史的拷问。但深圳经历的争论,这不是第一次,更不会是最后一次。1994年,国情专家胡鞍钢率先向深圳发难并引发激烈争论;更早的在1985年,香港学者陈文鸿的文章《深圳的问题在哪里》,也曾引发一场涉及多个方面的争论。

当深圳内外都在讨论“被抛弃”时,对深圳产生重大影响的企业外迁潮开始了,此后有逐年递增之势,至2005年,迁出现象开始突显,特别是盛传深圳的“四大金刚”——华为、中兴、招商、平安都将外迁。虽然事实并未如此,但本土知名企业的一个“搬”字,总是格外牵动深圳人的神经。与此同时,由于“行政权三分”改革趋于沉寂,更是引发出社会各界对深圳改革精神丧失的担忧与争议。但实质上,谁也没有抛弃深圳,抛弃深圳的恰恰是深圳自己。

此时的深圳,敢问路在何方?

站在改革的角度上,经过30年努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起来后,“改革越来越难,剩下的都是硬骨头。”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王敏说,深圳已是千万人口的特大城市,利益格局更为复杂。“任何改革都会激化一些矛盾。凡是改革,都涉及利益格局的重新调整,尤其剩下的都是革自己的命,需要非凡的勇气。”而且,“经济特区的改革,已经走出了原来的对经济体制改革的范畴,它已经变成涉及到社会改革方方面面的一个总体配套改革。总体改革侧重于制度建设和体制机制的创新。”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主任钟坚分析说。

因此,郭万达认为,改革不在于数量,而在于改革本身有没有触动根本性问题,有没有把阻碍各领域发展的一些制度性障碍排除。在而立之年这个历史节点上,深圳应该重拾改革开放之初的胆量和闯劲,再次担当改革开放“排头兵”的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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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运宝 编辑:高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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