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钱学森精神四重世界:向西部捐献数百万元
2009年11月05日 14:37国际先驱导报 】 【打印共有评论0

一直一来,提起钱学森,大家都说他是中国“两弹一星”的大功臣,事实上,他并不是一个冲在第一线的研究者,具体的研究,有其他人去做,比如邓稼先、钱三强。他做的是一个统揽全局的工作,就像一个路线设计师,指导和调节着科研的大方向,同时也参加管理。他主持完成了“喷气和火箭技术的建立”规划,参与了近程导弹、中近程导弹和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研制,直接领导了用中近程导弹运载原子弹“两弹结合”。

统揽全局的工作至关重要。据“钱学森与中国航天”课题组披露,上世纪60年代,在研制东风某型导弹时,发动机试验出现多次失败。科研人员一时找不到关键所在,只好请教钱学森。在五院的一个会议室里,钱学森围着会议桌一边听一边走,问到谁谁起来,问了40多分钟。最后,钱学森指出,必须考虑发动机燃烧时产生的高频振动问题。经过后来的试验,钱学森的判断十分准确。

科研很重要,培养人才亦相当关键。为了尽快培养起人才梯队,他一回国就联合清华开办了力学研究班培养高端人才,创办中科院力学研究所科学技术学校培养中端人才。他还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创建者之一,并从1958年开始担任中科大力学系的首任系主任,直到1970年科大从北京战备下迁到安徽合肥止。

1958年秋冬,力学系成立了以学生为主体的火箭研制小组,开始只有6个人,后来增加到几十人。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中国科大力学系第一届毕业生张瑜也是其中一个。他回忆说,钱学森先生多次与火箭小组座谈,指导小火箭的研发工作,有时在简易房,有时在系办公室。“1960年2月28日的一次讨论中,一位专家建议,为了降低成本,我们可以考虑将使用的超音速喷管由钢制改为水泥制或陶瓷制。那时全国都提倡‘土法上马’、‘土洋结合’,但钱学森先生对这个意见明确表示不赞成,他说:‘该洋的地方还是要洋嘛!’”张瑜说,他反对跟风,反对人云亦云,而是实事求是,以科学为依据。

教育家的创新

“在中科大的实践表明,他不仅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同时也是一位独具战略眼光和创新思维的教育家。”张瑜。

当时的中国大学推行的苏联模式,学科分得相当细,但钱学森认为这无法培养出拔尖人才,他更欣赏美国人理工结合的做法。尽管囿于当时国内外政治环境,他不能提出这些意见,但在工作中他还是尽其可能积极而巧妙地推动一些改革。

为了让学生打好理论基础,钱学森聘请了一流科学家为学生授课。“他当时说:‘我把科学院的大炮给你们调来了!’”张瑜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当钱学森先生在全系大会上宣布聘任教师的名单时,他那踌躇满志和兴奋的神情。“一年级的时候,请科学院技术科学部主任严济慈给我们讲物理课,到了二年级,由著名科学家钱临照讲物理课。三四年级时,请中科院力学所的卞荫贵讲授流体力学。”

钱学森一生兴趣广泛,除了科学,在音乐、绘画、摄影等方面都有较高的造诣,他曾是上海交大铜管乐团的重要成员。“他常说,他在科学方面取得如此的成就,得益于小时候不仅学习科学,也学习艺术,培养了全面的素质,因而思路开阔。”涂元季说,“他认为,科学的创新往往不是靠科学里面的这点逻辑推理得出来的,科学创新的萌芽在于形象的思维,在于大跨度地联想会突然给你一个启发,产生了灵感,你才有创新。”

在科研岗位上,他的眼界同样高远。

1961年,王永志进入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工作,受到曾任首任院长钱学森的亲自指导。25年后,王永志成为第6任院长。“那时,尽管钱老工作非常繁忙,还是经常挤出时间在小礼堂给大家开讲座、作报告。他眼界高远,知识面宽,每次聆听,我们都受益匪浅。”王永志说。

上个世纪70年代末,中国开始研制第二代战略火箭。钱学森郑重建议,第二代战略火箭让第二代人挂帅,让王永志担任第一个型号的总设计师。“当时我只有40多岁,是比较年轻的科研工作者。而总设计师这样重要的职务,之前都是由德高望重的前辈担任的。从那个时候开始,像我这个年龄阶段的,甚至比我更年轻的人,开始走上总设计师这样被称为‘箭头’人物的岗位。”王永志说,“他经常跟我们说,中国航天不仅需要将才,更需要帅才。”

1992年,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立项后,王永志被任命为总设计师。钱老专门给王永志写来信件,交代作为总设计师应该注意的问题。“他认为,年代不同了,在他们那个年代,一个人可以说了算,但现在要多听听年轻人的意见。”忆起恩师的教诲,王永志至今历历在目。

普通人的爱心

学而优则仕,但钱学森是个例外。“钱学森70岁以后,就不断地写辞职报告,要求辞去国防科委副主任、中国科协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每一次都是组织上安排或代表硬选,他才被动接受。”涂元季在已发表的《钱学森书信》中初步统计了一下,钱老在几十年的书信中辞掉了头衔达30多个。

对于利,钱学森同样淡泊。1958年,钱学森所著《工程控制论》一书被译成中文出版,并获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稿酬加上奖金,共计1.15万元。在一次亲自到中国科技大学力学系授课时,钱学森发现,许多听课学生家庭贫困,连必备的学习用具都买不起。于是,这1.15万元被钱老悉数捐出,用于给力学系的学生买学习用具。1994年,他获得何梁何利基金奖,奖金100万港元;2001年,他又获得霍英东“科学成就终生奖”,奖金也是100万港元。涂元季回忆,这两笔奖金的支票还没拿到手,钱老就让代他写委托书,将钱捐给祖国西部的沙漠治理事业。在将奖金捐出时,钱学森说:“我姓钱,但我不爱钱。”

“钱老这一辈子对自己要求特别严。”涂元季说,比如他认为车是公家配给他工作用的,所以其他人谁也不能坐,包括他的爱人蒋英。单位要为他建房他坚决不同意。涂元季回忆,当上全国政协副主席以后,组织上曾不止一次想给他按标准盖一座小楼。“若有一栋小楼和一个小院,他可以在院子里晒晒太阳,有利于身体健康。”当涂元季劝他时,钱老总是说:“我现在的住房条件比和我同船归国的那些人都好,这已经脱离群众了,我常为此感到不安,我不能脱离一般科技人员太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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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刘俊、漆菲   编辑: 马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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