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有着“首席垃圾专家”之称的学者对我国拾荒者现状的描述是:“利弊共存，无序蔓延。”他统计的数字表明，这一人群72％中得过传染性疾病，超过70％的夫妻存在超生现象。这让王维平不断感慨，“这是一个游离于政府视野和社会视野之外的群体”。

不过，近年来，随着垃圾问题不断引起人们的关注，有专家从经济学的角度论证，认为这个群体攫取了垃圾分类的大部分利润，使我国的垃圾回收产业“丧失了利益链条的带动”。王维平对此嗤之以鼻:“拾荒者的利润不算产业的利润吗？只是获利者不同而已。”

他坚持，拾荒者在垃圾分类中的优势显而易见。无论是靠鼓风机把垃圾按重量分开，还是靠电磁铁把黑色金属垃圾回收回来，现有的各种垃圾分类技术，都没有人力分拣细致有效。

“即使在发达国家，比如美国，人力分拣也仍然被保留着。”王维平说，“只是建起了更为干净卫生的传送带设施。”

另一方面，环卫系统员工对拾荒者也不认同。一名员工对媒体表示，垃圾回收行业风险很大，国有单位“值钱的垃圾收，不值钱的也会管”，难以和私营公司竞争。“政府必须明确，到底打算依靠谁。如果要依靠我们，就得给我们相应的扶持，增加投资，帮助我们开发新产品，分出更多类的垃圾”。

“除了我们，还有谁愿意做这个？”

但并不是每个国家，拾荒者都面临这样的困境。瑞典包装业巨头利乐公司中国分公司副总裁杨斌曾到巴西考察垃圾处理模式。她发现巴西和中国一样有一支庞大的农民工队伍。巴西政府因势利导，成立了拾荒者合作社，让他们分类收集部分垃圾。这个合作社并不完全是自负盈亏的企业，而是得到了政府、企业和NGO的大力扶持。据说，拾荒者还被纳入了社会保障体系，每个人都有社保和医疗保险。

这些对于谯桂芳只能是奢望。今年6月，杜茂洲所承包的崇文区垃圾楼被正式关闭，禁止拾荒者再进入，谯桂芳突然“下岗”了。

无奈的她和张林只好来到公司的另一个“据点”——位于亦庄开发区的西田阳填埋场。这个垃圾场位于北京的东南六环，承载着来自通州和大兴两个区的生活垃圾。

谯桂芳觉得，工作变得辛苦了很多。对于杜茂洲，情况同样如此。

2005年，被誉为“京城破烂王”的杜茂洲对着电视镜头意气风发地说:“北京遍地是宝，只要你肯弯腰。”但现在，他努力抓住每一个话头，讲述自己的困难:“垃圾楼也关了，填埋场也不让进，简直干不下去了……”

随着垃圾楼的关闭和北京市对填埋场更加严格的管理，这个原本统领着北京市崇文、通州、平谷、昌平、密云5个区的垃圾资源的老板，“势力范围”已经缩小到3个区。

他本人也低调了许多。几年前报道中他价格超过20万的“帕萨特”专车，现在也被换成了一辆不到10万元的“飞度”。

采访中，杜茂洲带着浓重的四川口音不断向记者重复:“那些垃圾，北京哪有人愿意捡。除了我们，还有谁愿意做这个？”

虽然时不时地他也宣称，自己要“改行”，或者“回老家”，但他还是继续坚持“偷偷”地干:“市属的填埋场管得严，我就去区属的填埋场。有人来检查，我就让我的工人们休息一天，等检查的走了接着干。”

他也再次找到了王维平。15年前，在北京人生地不熟的杜茂洲和哥哥杜茂献一起找到王维平，希望能给他们“开个条子”，王维平爽快地答应了他们，并且在几年后，又指导两兄弟成立了自己的公司。但这一次，这位专家也似乎“无能为力”了。

“这样一刀切地关闭，当然是不合理的。”王维平说，“但也可以理解，毕竟政策在执行的时候，总是有困难。”

这个傍晚，谯桂芳和同乡回到了公司，开始进行垃圾分类。在这个距离垃圾场两公里的农家小院里，易拉罐被用黄色网兜装好，摞在一进院门的空地上。铁皮被装在编织袋里面，摆在易拉罐的右边。而硬纸板，则一捆一捆地叠放在靠墙的角落。在它的后面，一块写着“垃圾分类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的牌子，油漆已经剥落了大半。

收购废品的小贩按时到来，开始称重，和负责销售的人谈价钱。这和谯桂芳已经没有关系了。她只惦记着家里的父母刚打电话过来，说正在读小学的两个小孩要打疫苗，又要交170块钱。

她和张林来北京两年，从来没去过天安门，只有在管理部门检查垃圾场的时候才能放个假，休息一下。

她更不会知道自己的工作，正在引发一场争议。她只希望能够把这份工作一直做下去:“这工作挺好的，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