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我们，这些垃圾就直接被埋掉了”

就在谯桂芳到来不久，另一辆印着“通州环卫局”的蓝色卡车开了进来。只见它后斗翻起，各种垃圾倾泻而出，在填埋场的地面上堆起了一座小山。谯桂芳等人手脚利索地爬了上去，拨开没用的废品，把能卖钱的瓶瓶罐罐丢进自己背后的小筐子里。

捡了不到半个小时，农夫山泉的矿泉水瓶子、包装锅巴的塑料袋，还有一只脏兮兮的白色球鞋等垃圾就装满了谯桂芳身后的小筐子。“公司拿四，工人拿六。我们拿大头。”谯桂芳这样计算这些垃圾价值。

相比街头“捡破烂儿的”，谯桂芳算是职业的“正规军”。她是“北京市茂洲学琼物资回收有限责任公司”的正式雇员。两年前，她和丈夫张林通过同乡的介绍，来北京捡垃圾“挣钱”。

“当时，杜老板的老婆跟我是街坊”，张林说，“而且大家都知道，他在北京捡垃圾挣了大钱。”

张林口中的“杜老板”是公司经理杜茂洲。20年前，杜茂洲来到北京，原本是想淘金，后来却在垃圾场成了一名拾荒者。结果，在这个被称为“肥活儿”的行当里，他捡到了收音机、手表、项链……

杜茂洲最为津津乐道的，是这一年他“亲眼见到”，一位一起捡拾的同乡捡到了两块亚运会金牌。那个时候他坚信捡垃圾是“世界上最好的职业”。

后来，杜茂洲不再满足于“捡”。他成立了自己的公司，雇了一群工人，并且把工人们分成7个小组，分别负责金属、塑料、玻璃、布匹、纸类包装、鞋底胶皮等不同类别的垃圾。

当时，杜茂洲的最高纪录是一年捡了三四千吨垃圾。他总结了不少经验:每逢国家修路，就能捡到很多钢管和橡胶；夏天的饮料瓶子会特别多；逢年过节，工人们更是能捡到许多包装精美的食物、礼品。

1999年，北京市对5个城区的垃圾楼进行试点，允许拾荒者进入，进行分类回收。杜茂洲马上花了6万块钱，承包下了崇文区的23个垃圾楼。

一年后，建设部确定了全国8个垃圾分类试点城市，北京榜上有名。北京市政府对外承诺垃圾分类率达到50％，但这仅指50％的小区设有垃圾分类收集箱。

“北京市的垃圾分类之所以进行不下去，主要原因就是后续分选的设施不到位。”一位大型固废转运站站长分析道。据他说，目前北京市具备粗分选能力的垃圾转运站只有两座，日处理能力在3000吨左右。其余1．5万吨垃圾都未加分选，直接进了填埋场。

“没有我们，那些垃圾就直接被埋掉了。但承包之后，我们不仅给环卫局交了钱，公司自己每年还能挣8万块。”杜茂洲说。后来，他又承包了周围的垃圾填埋场，包括用4万块承包下来的“西田阳填埋场”。

对于谯桂芳、张林夫妇而言，这里挣的钱已经让老家的人“无法想象”了。现在，夫妻俩每人每月都能挣两三千块钱，他们还刚刚在巴中市顶山镇买了套三室两厅的商品房，把父母和两个孩子从乡下接了出来。

王维平评价，除了增加个人收入，这些拾荒者的工作还产生了巨大的“环境效益和资源效益”。

“每年，拾荒者能够处理掉1／3的生活垃圾。”他拿出计算器，按了几下，“每处理一吨垃圾，政府就要投入272元，因此，拾荒者不仅能够大大减少垃圾的数量，回收废品节省自然资源，而且每年还能为北京市节省7个亿的财政支出。”

王维平说，北京市的垃圾回收利用率是全世界最高的。不过，这“不是政府的功劳，而是拾荒者的贡献”。

拾荒者处于利弊共存、无序蔓延的状态中

垃圾车把垃圾倾倒在填埋场上以后，一辆黄色的推土机开了过来，把地上堆着的垃圾推入了填埋坑。几名拾荒工人慌忙凑到正在前进的推土机旁边，把轮子下面还没有压坏的垃圾“抢”出来。

“看后面！”站在填埋场边上的张林突然叫了一声。一名小伙子赶紧跳开，推土机从他原来站立的地方轰轰开过。

“我的工作是负责安全管理，其中最主要就是保证工人不要被垃圾车撞到”，张林说，“像我们穿这种橘红色的马甲，也是为了方便垃圾车的司机看到我们，不要撞过来。”

但危险还是时刻存在。在广州白云区垃圾场，曾有拾荒者被推土机埋入垃圾堆，造成半身瘫痪。北京正是在一次填埋场的事故后，规定所有填埋场禁止拾荒者进入。

王维平从不讳言拾荒者群体存在的弊病。据他说，这个总被人冠以“危险群体”的人群，除了自身安全难以保障，在北京市公安部门提供的数据中，更是引发了72％的刑事案件。

除此之外，拾荒者还会划定各自的“势力范围”。今年4月，北京市丰台区一名拾荒老人为了驱赶另一个“竞争者”，点燃了对方的垃圾堆，差点酿成火灾；而垃圾楼不再允许拾荒者进入，也与拾荒者因为争夺垃圾而大打出手直接相关。

“一些拾荒者的老板，甚至还拥有自己的专业打手。”王维平说，“这对社会治安的确存在一定的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