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地官员财产申报逐步步入深水区 公开缺位留遗憾
2010年07月20日 06:57《新世纪》周刊 】 【打印共有评论0

只申报不公示无济于事,只有公示才能真正激发财产申报制度的活力

《新世纪》周刊记者 贾存斗

公开缺位之憾

多年来致力于推动公务员财产申报立法的全国人大代表、重庆索通律师事务所执行合伙人韩德云对本刊记者表示,新《规定》“对完善党内的内部监督机制是一个很大的进步。规定从范围上已经很全面了,从时间上已经很清晰了,报告的对象已经很明确了”。

但他也明确指出,“《规定》与公众要求的财产公示制度,是不一样的概念。财产公示制度接受社会的公开监督,意味着阳光化;《规定》是领导干部报告制度。它们是两回事。”

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主任李成言也对本刊记者坦言,从这个方面来看,这次新《规定》“并没有太大的实质性突破”。目前《规定》还仅仅是一个没有相关配套文件出台的政策性文件,只有各种配套政策逐步完善,以及相关部门的可操作性的手段、措施都跟上,才能更好地评判其实际效果。

在众多业内专家看来,除了继续扩大申报范围,要真正打破制度困境,官员财产公开是不可或缺的环节。

以韩国为例,早在1982年,就开始实施财产申报制度,但对整个社会推动并不大。直到1993年,金泳三担任总统之后,率先从自己开始推行财产公开,才真正激发了财产申报制度的活力。

“一辆汽车,发动机再好,底盘再好,如果没有传动系统,依然不能开。”任建明打了个形象的比喻。

现实正是如此。在中国,财产申报制度设计中还只有受理申报的机构,并没有明确监督机构该如何去审查所有官员的财产申报,并监督整个申报过程,更遑论接受社会大众的监督了。此外,对于申报中出现的问题,如何调查并问责,也存在制度“真空”。

在新疆阿勒泰、浙江慈溪等地,先后进行过官员财产公开试点。但在全国范围内,这一进程却仍然举步维艰。新出台的《规定》在这方面也没有任何亮点。其症结何在?

除了“财不外露”的传统观念,在王长江看来,中国旧的体制运行了那么长时间,不仅形成了一种习惯,最更重要的是旧体制沉淀出了一套既得利益,使得党主张的一些东西“与现实中运行的现象不相符合”。

比如,旧体制曾借鉴前苏联模式,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官员的工资比较低,同时也享受到较多的便利。这种便利最初被看作是工作需要,后来逐渐演变成个人需要,最后蜕变成特权。很多特权都是在制度允许的范畴之内的。

“在这种情况下,需要一些策略性的举动。中国需要稳定才能发展,财产公开也要有步骤地往前推。”王长江对本刊记者说, “领导干部个人状况从绝密、保密到公开,作为一种发展战略或者策略,也有一个适应的过程。”

有不愿透露姓名的专家也指出,现在很多乡镇干部在县城里肯定有房子,说不定在地级城市都有房子,有些县级干部则在北京有房子,这个现象“越来越普遍”。不少握有实权的高级别干部,很可能都难过财产公开关。

“会不会把这些人一下子推向对立面?是否该采取某些程度的特殊处理,以妥善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这是需要国家领导人做决断的。”这位专家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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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贾存斗 编辑:汪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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