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友评论 ()2014.09.04 作者:朱学东
我1967年出生在一个普通农民家庭。
那一年,正好是文革进入第二个年头。全中国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正在高潮。父亲给我取名学东,意即学习毛泽东,一个侧面可以观照对毛泽东这种个人崇拜的影响。
那时整个中国社会,尤其农村,生活在闭塞中。我的童年时代,除了认识农村生活接触到的各种农作物杂草,天上飞过的鸟,地上跑过的蛇鼠,以及河里的各种鱼虾外,对于外部世界尤其是社会的认知,几乎等于零。
那个时候,村里家家户户都挂着毛泽东的标准像,毛泽东对于农民而言,就像大神。
我和玩伴曾经猜测,毛泽东到底有多伟大?
“嗯,他一步就可以跨过西浜头了。”西浜头是我们村头的一条河,最宽处不过二十来米,当年我们全村淘米洗菜洗衣服都在这条河里。在孩童天真无知的想像中,伟大领袖的伟大,就在于抬腿就可以跨越西浜头。
在还未上学时,喜欢热闹的我和玩伴,都爱跟着村里的大哥哥大姐姐,那些红卫兵红小兵们,拿着竹竿,喊着“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等口号,在晚上绕着村子巡游,提醒警告潜在的阶级敌人。
我上小学时,尚在文革后期。我的小学是一个乡村小学,我进校时还办有农业中学,简称农中。我的小学课本第一课,就是7个字:“我爱北京天安门”,教室里挂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的标准像,这个标准像直到我上初中,才被高尔基等人的名言渐渐取代。
1970年代中期,毛泽东发起的批水浒传达到我们那个地方时,学校除了把印有毛批水浒语录的标语贴在教室墙上外,还组织学生背。至今我仍然记得当年所背诵的毛批水浒语录:
“《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
当年背过之后,后来再也没有接触过类似的语录。但将近四十年过去了,我依然能清晰地背诵,其印记影响之深,实可窥见一斑。
当然,当年我们背诵过的毛泽东语录远不止这些。什么“三要三不要”之类,都在学校期间被要求背诵,也曾牢牢地被记忆过。
幸运的是,我们没有赶上癫狂的红卫兵时代,所以,我们手上没有沾染什么鲜血和迫害人的肮脏味道。父亲曾经告诉我,我中学母校的老校长,当年被红卫兵揪斗时,看管他的红卫兵学生同情他,用粗担绳捆扎他,后来被激进的红卫兵发现,换了看守,改用尼龙神捆扎,并把他塞在了鸡笼里!要有多没人性的政治,才会如此让人疯狂失去人性。
我在小学时加入了红小兵,也即后来的少先队。老师说红领巾是烈士的鲜血染红的,我也接受了这样的教育。红小兵是红卫兵的后备队,所以加入红小兵后还期待着长大后加入红卫兵。当年我还不知道红卫兵们造下的孽,否则也会感到惭愧的。
虽然农村信息闭塞,但1976年1月,周恩来去世时,悲恸和不安的气氛还是笼罩了我们周围。到9月毛泽东去世,更如天塌地陷一般,大人们惶然于这个国家未来不知将去向何方,而年少无知的我们,也被这种不安紧张的情绪感染。
“一年倾塌三重天”,多年后我上中学时读到这句描写当年的诗,还能感觉到当年年少无知的不安。今天回头,不过会心一笑,再无不安,更多庆幸。庆幸中国已经走出了领导人去世便如丧考妣的时代。只有在封闭的极权时代,领导人掌控了一切,人们把自己的一切托付于领导人,那些人一死,百姓所托无依,才会举国栖惶,有不知命运之舟将把人们带向何方的不安。
鲁迅先生改造旧成语说,人生识字糊涂始。虽然我对先生充满崇敬之情,但他这一篇文章过去我是相当不以为然的。不过后来年岁渐长,再琢磨这句话,人生识字糊涂始,真是千真万确。
我是很晚才醒悟,自己那时上小学,语文课其实除了识字课之外,根本是政治课,而不是语文课!语文教科书,其实就是政治教科书!
我们小时候背诵的语录,我们唱的歌,我们学习的所谓文化知识,甚至我们的生活,不都是糊涂始么!
只要这个社会的政治大网依然严丝合缝,认识了字,也会依然生活在愚昧无知中,依然踏踏实实做着臣民。
这个原本绝无窗户万难破毁的铁屋子,在毛死后终于开了一扇窗,新鲜的空气和灿烂的阳光,开始从这小小的窗口飘了进了。
庆幸的是,认识字对我开始有了意义。
除了上课学习之外,认识字帮我打开了另外一个世界,那就是阅读。我的父亲喜欢读书,虽然彼时的阅读很受局限,从手抄本到小说,今天来看,价值观都显陈旧,但是,这些小说与僵硬的政治式语文教科书里的表述已有了生动的差别。无论是老式的话本小说,还是现代小说,都给我的生活,打开了更大的空间,引诱着我追随着这些小说和故事,去寻访完全不同的世界。
我的中学和大学时代,充分利用了学校的阅览室图书馆,书单的选择,毫无功利之心,随意而漫无目的,不分好坏,就像海绵一样,拼命的吸水。
也正是这样的阅读中,高中时代的我开始渐渐理解自我选择自我奋斗的价值,而这,不是家长也不是哪一个老师教的,它来自阅读,来自一本当年的流行的小说,程乃珊的《蓝屋》。
真正的转变还是在我的大学时代。我1985年北上求学,虽然是自我选择的结果,但我的思想还很传统保守。
1980年代,是一个思想解放奋发向上的时代,理想主义和启蒙精神充溢着整个八十年代。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自然受益。我后来把我的大学生活视为引领我走向新世界的光,它充盈了我的知识,改变并奠定了我今天的价值观基础。
那是一个从政治的愚昧无知中觉醒获得自我的过程。
我大学时代的老师,学术水平今天看来虽然有些粗陋,但他们真诚地想把自己理解的传授给你,而不是把你当作打工的工具;八十年代高校的那些讲座,在另一个层面,给我们的思想以更大的解放,带着我们从传统的框框中突破出来,而最大的改变,还是来自阅读。
这个时期的阅读,类别更加繁杂,从古到今,无论中外,无论文史哲,都被自觉地塞进了自己的脑子,最后构建了自己人生的底色。
阅读是在书中与先贤相会,聆听教诲,甚至触摸他们的灵魂的过程。阅读的结果自然是醍醐灌顶,尤其是对鲁迅的阅读和对康德思想皮毛的接受(我大学本科的毕业论文,便是以康德为主题的),养成了我的怀疑主义和自我反省的习惯,彻底打破了我对权威的崇拜,确立起了自我的意识,真正意义上成就了自己。我的生活里再也没有神仙皇帝,没有伟大领袖,没有救世主了。
当然,我的生活中不仅有阅读,还有与社会的交往。我通过自己熟悉的世界以及接触陌生的世界,用书中所学,来了解观照现实,行万里路与读万卷书比较好的契合起来,让我对中国社会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更不易轻易追随某些人某些思潮。
今天我依然感恩于那个年代的阅读,于我,那是真正对人类文明真正分享,虽然很多都是二传的,甚至只是皮毛的。
今天,在各种思潮和利益的冲刷下,我依然坚持自己的价值判断和文明标准不动摇,除了当年打下的基础,还有继续跟进的学习阅读和对社会的了解。
“没有一艘船能像一本书
也没有一匹骏马能像
一页跳跃着的诗行那样——
把人带往远方。
这条路最穷的人也能走,
不必为通行税伤神
这是何等节俭的车——
承载这人的灵魂。”
狄金森的这首小诗,其实描述的就是我这个愚昧无知者的觉醒之路。
(凤凰博报独家约稿,转载请注明出处)
朱学东
传媒专家、学者,是国内资深的平面媒体研究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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