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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 宏:中国国际形象的双重性及其解读

2011年02月22日 16:17
来源:公共外交季刊 作者:刘 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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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在国际政治和经济舞台上扮演日益重要的作用,无论是国内还是海外,有关中国国际形象的讨论和辩论越来越多,各种观点和立场充斥媒体版面和政策论坛,他们所塑造的中国形象也十分多元和复杂。那么,我们应该如何解读中国的国际形象?国内媒体在中国形象的塑造过程中能够发挥什么作用?普通中国民众对中国形象建构有什么影响?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应充分认识中国国际形象形成过程中的双重性——外部建构者的主观性和中国形象自身的可塑性。

中国的国际形象是外部世界通过各种不同的公共媒介(从报刊、电视、网络到演讲)、政策辩论和学术研究来解读中国的内政和外交,并在此基础上产生某些具有稳定性和普遍性的有关中国的评说或描述。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国际形象是一种自外而内的深受建构者的主观因素影响的过程,同时也可能受到由内而外的中国主体的影响并产生某些变化。

由外及内:中国形象建构者的主观性客观环境

中国形象的形成深受建构者的主观目的和他们所处的客观环境影响。大千世界,各种政治、经济和文化利益相互交错,对中国的评说或描述也就各不相同,因此有众多的甚至是互为矛盾的中国形象共存,并不是一件令人惊讶的事。我们需要了解的是,这些不同形象的构建者自身的政治考量和文化背景是如何影响他们对中国的看法。这种影响有时是短暂的,有些却是与生俱来的。例如,一些西方媒体对与其不同的政治和文明体系持明显的批评或敌对态度,这在很大程度影响了他们对中国的看法。中国传媒大学几年前对西方主流媒体(包括《纽约时报》《泰晤士报》《读卖新闻》)有关中国形象的一项定性和定量分析表明,他们对中国政府和领导人的报道大都是以负面的为主,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们与中国在政治理念上深刻的鸿沟。西方媒体的运作方式进一步强化了其对政府(包括本国政府)的批评倾向。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作用越来越大以及同大国(美国)和周边国家潜在冲突的表面化(如中美就人民币汇率问题和中日两国就钓鱼岛主权的争端),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批评性立场会更趋明显。例如,2010年12月初的《经济学人》杂志就以《崛起的中国的危险》为封面专题,用了14页的篇幅论述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和民族主义的影响。

媒体的报道对民众的观念有直接的影响。据一家英国独立调查公司(Populus)2009年的一项调查,英国普通民众对中国的总体评价相对较低:调查根据英国普通民众对不同国家态度的热情程度从低(0分)到高(100分)进行测评,中国平均得分为38分,略高于俄罗斯,但远远低于法国(48分)和美国(53分)。

中国国际形象的塑造还深受时代环境的影响和制约。美国学者哈罗德 •伊萨克斯(Harold Isaacs)在其有关美国人对中国和印度认识的经典性论著《亚洲的形象》一书中指出:“所有的形象都是通过他们被观察的方式得以形成,与背景、时间、角度、光线、距离都有关联。” 在20世纪,中国曾先后作为有吸引力的民族、崛起的英雄、堕落的英雄、忘恩负义的无耻之徒、苏醒的龙等不同的形象出现在美国的媒体和民众面前,他们反映了不同的时代背景(如二战时期中美是盟友,中国的抗日形象获得美国人民的广泛同情)。当今天中国崛起成为一个全球性大国时,中美政治和经济的力量均衡发生变化,在美国经济衰退和失业率高涨的时期,中国成为转移国内问题的一个途径。这也是为什么在2010年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期间有关中国的负面广告突然增多的原因。

笔者曾对1949年以来印度尼西亚的中国形象演变进行研究,发现印尼人对中国的看法经历了从民族国家建设的版样(1949到1965年)、武装革命的输出者(20世纪60和70年代)到目前正面的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新模式的演变过程,这与印尼内部的政治和人文环境的变化息息相关。

由内及外:中国形象可塑性的三个层面

我们无法直接改变中国国际形象的外部建构者的主观意图,也很难影响他们所处的国内政治和经济环境。但作为被建构的对象和客体,中国——从政府、媒体到普通民众——在国际形象的建构过程中是能够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的。这种由内及外的形象建构过程可以从三个层次来看。

其一,国家的层面。积极主动地参与国际形象的塑造过程,并将自己的声音和立场有机地融入国际主流媒体之中,起到潜移默化、润物细无声的作用。这需要我们了解国际传媒的发展和运作规则,在以事实说话的同时,还要注意不同的政治和文化语境,以受众能够感同身受的语言来说话。从机制上,我们目前的对外传播有了更多的渠道,所投入的经费也大量增加。但我们应该改变那种传统的宣传或推广模式,在建立我们的主体性的同时,也应尝试更多地站在受众的角度,了解他们对中国知识的需求,从而做到有的放矢。笔者曾数次以曼彻斯特大学孔子学院院长的身份接受BBC和《独立报》等英国主流媒体的访问,我感觉到,比起通常所说的“推广中国文化”的立场,强调中英文化的双向交流以及孔子学院在其中的作用能够取得更好的效果,因为前者是单向进程,而后者是因应当地需求而产生的双赢局面。

近年来,在国际中国学研究界,中国已逐渐从一个被动接受信息的客体成为了主动创造信息的主体,不同的官方机构扮演了重要的作用,这个转变对于海外中国研究开始产生一些影响。但是,我觉得,目前我们的努力主要还是停留在较低的层面(以语言和文化的普及性教育为主),而主要的受众还是学生(包括留学生),例如提供奖学金。这些活动虽然必要,但对中国的国际形象塑造还不能起到直接的作用。我认为,我们应建立高层次、面向全球的学术和科研基金会,邀请世界各地的学者和大众媒体的从业人员从学术和大众传媒的角度,对中国问题做多层次和客观的研究和报道。在这方面,日本的经验值得借鉴。成立于1972年的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的使命是“促进日本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国际文化交流和加深彼此之间的相互理解”。它的活动以对国际文化交流项目的“综合、有效的开发为目标”,并通过三个领域来实现这一目标:推动文化艺术交流、日语教育以及日本研究与知识交流。这些活动对日本国际形象的改善起了重要的作用。1989年成立于台湾地区的蒋经国基金会和1991年成立的韩国国际交流财团也起了类似的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官方背景和资助的机构有两个共同的特点。第一,他们的建立都是在各自的经济起飞和国际化程度日益明显的时期(这也是他们与外部世界的经济和文化冲突表面化的时期);第二,他们都以推动高层次的国际学术合作研究和交流为中心任务,最终目的是为了加强他们自己的软实力。我认为,中国现在也面临同样的时代背景和挑战,需要有宏观的战略和国家级的跨部门机构来加以应对。

其二,大众传媒的层面。虽然我们处于日益全球化和资讯爆炸的时代,世界对中国的关注度与日俱增,但是由于语言的局限,我们了解国际社会的窗口还是有选择和有限的,通常是通过国内媒体这一中介来了解海外是如何看中国的。这就需要我们的媒体对外部世界及中国形象有尽可能全面而客观的报道,避免误导。例如,华侨华人在欧洲、北美和日本出版的中文报刊发表的言论经常有意无意地被作为“外媒”介绍给国内读者,但是,这些报刊鲜少进入当地主流媒体和言论界的视野之中,无法反映所在国家政府和民众的观点。笔者在国内曾读到一则题为“《论语》让英国人着迷”的新闻报道,其实只是讲《论语》的一个英文译者的个人看法,不明就里的人还以为孔子学说真的飘洋过海,在英伦三岛拥有自己的粉丝。以笔者在英国四年的工作和生活体会,普通民众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几乎阙如,“着迷”的现象可谓凤毛麟角。我们曾邀请于丹教授前往曼彻斯特做精彩演讲,不过,95%的听众都是当地的中国留学生。

中国形象和中国知识的主体性建立还应从国内做起。当今世界新闻信息流中,三分之二的内容来源于只占全球人口七分之一的发达国家。我们在批评和抵制西方文化和媒体霸权的同时,有时也有意无意地强化了西方的论说霸权体系。近年来,国内出现不少分析和评论俱佳的新闻刊物,成为海内外了解中国的重要窗口。这些刊物每期均有外刊主要内容介绍。但是,他们几乎清一色的都是欧美日的刊物,笔者从未看到非西方世界,包括印度、巴西、印尼、南非等重要的非西方国家的刊物及其观点。因此,我们了解的世界是通过西方的眼睛看到的,而这个世界只有发达国家的视野,缺乏在国际经济和政治中日益重要的、占世界人口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的眼界。其实,在国际形势日益复杂的今天,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对中国十分关注,他们不仅愿意学习中国的发展模式,而且更可能成为中国的盟友。

其三,民众和官员的层面,在资讯闭塞的时代和改革开放之前,很多外国人只能通过当地的或电影中的唐人街和海外华人间接地了解中国和中国人。随着中国国民以旅游、学习和工作等不同方式大规模地走出国门以及外国访华游客的日益增多,普通民众成为中国形象可塑性的重要因素之一。因应这种时代变化,2006年中央文明办、国家旅游局联合颁布了《中国公民出境旅游文明行为指南》,但是,以笔者在不同国家的观察,该指南强调应避免的不文明行为,如喧哗、不排队、在非吸烟处吞云吐雾、随地吐痰等现象仍时有所见。因此,虽然日本和法国等发达国家的商家欢迎中国消费者的购买力,但他们实际上是看不起某些国人暴发户式的行为举止,中国的国际形象也因而大打折扣。

一些国外媒体将这类暴发户的行为同中国国内的社会问题联系起来(如贪污腐败)。这与国内民众的看法不谋而合。《环球时报》在2010年12月对北京、上海、广州、武汉、重庆五个城市的1488名普通市民做了一项问卷调查,在回答“哪种行为最损害中国的国际形象”这一问题时(可选2个答案),“部分官员的贪污腐败”“产品的劣质和造假现象严重”“环境污染”“国人的不文明行为”分别占63%、39%、32%和25%。这显示,中国国际形象的建立和改善的起点不是在国外,而是在我们的家门口。杜绝上述不文明行为应该首先是从国内做起,其最终目的并非为了给外国人看,而是为了建立一个文明、和谐与有尊严的社会——一个与我们同呼吸共命运的世界。

刘宏:本刊学术编辑,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高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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