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逸:2009年伊朗政治动荡与美国新媒体的介入
2010年12月08日 16:59公共外交季刊 】 【打印共有评论0

在2009年伊朗政治动荡中,美国政府运用新媒体积极介入,这堪称推行公共外交的典型案例。但美国学术界认为新媒体的作用被国务院、伊朗国内政治异议分子等过度夸大了,其实际作用并非能够让受众无条件地改变自身的政治取向,并影响其实际行动。虽然新媒体对公共外交的真实贡献和推动或许还不明朗,但有助于认识美国政府利用新媒体进行“进攻型”公共外交的企图。

新媒体在2009年伊朗选后政治动荡中的作用,堪称美国运用新媒体推行公共外交的典型案例。对其进行深入分析,有助于较好地理解新媒体与公共外交的交互作用,对美国国务院实施的“进攻型”公共外交有更加深入的体会。

美国对伊朗的政治宣传

依据目前的解密档案,美国自冷战时期开始即长期在包括伊朗在内的中东各国,使用包括电影、书籍、卡通、发表评论以及无线电广播等方式,从事颠覆性宣传活动,努力实现“揭露共产主义的谬误”,“强化有利于西方的因素”,“建立地区内各国及其与西方各国的合作”,并针对地区内三个最主要的国家伊朗、伊拉克、沙特分别制定了宣传的侧重点:在伊拉克,要点在于通过强化宣传“存在一个全球共同的敌人”,必须“使伊拉克和西方国家联合起来才能有效应对”,从而克服和转移“当地对西方的不满情绪”;在伊朗,突出强调“与西方合作是当地人最佳的选择”;在沙特,重点是“缓和当地的反美情绪”,“将当地的革命情绪引入制度化而非敌视西方的渠道加以宣泄”。冷战结束之后,美国对伊朗的公共外交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冷战时期的主要思路,谋求借助新媒体鼓励和推动伊朗国内的反对派通过包括街头抗争在内的各种方式,以较小的代价,推动其体制的变革。在伊朗选举之前,发生在前苏联加盟共和国内的各类颜色革命,不同程度上强化了美国国务院对新媒体助推公共外交,实现体制变革的预期,也强化了伊朗国内反对派对新媒体动员能力和实际政治效果的心理预期。

信息技术在全球尤其是在中东地区的高速扩散,构成美国运用新媒体实施公共外交的技术基础。同时,其所蕴含的政治价值,尤其是其可能对美国外交所产生的特殊价值,逐渐引起了美国官方的注意。1995年分管特殊行动与低烈度冲突助理办公室(Office of Assistant Secretary of Defense for SpecialOperations and Low-Intensity Conflict)的查理斯·斯维特(Charles Swett)对互联网进行了战略评估,指出其在支持跨国政治运动方面的特殊价值,以及借助对网络的“进攻型”运用,有助于推动他国内部的政治变革;并预测“新型的以在线活动为主要方式的政治团体将逐渐兴起”,“传统大众传媒会因此受到侵蚀”,“文字为主要表现形式的电子邮件将逐渐被图片和视频所取代”,而“网络将成为21世纪国家的治国之术”。

在美国国务院方面,自2001年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后,引入信息技术强化公共外交的步骤和力度得到了迅速的强化:2003年,国务院设立了e外交办公室;国务院雇员开始密集使用名为外交笔记(dipnote)的博客系统进行内部非机密信息的交换,并于2007年将其迁移到推特和脸谱上,直接面向全球公众发布最新的信息;布什政府第二任期内,赖斯国务卿招募了以科恩(JaredCohen)为代表的一批年轻人进入国务院担任政策设计工作,着力强化推动利用信息技术为美国外交服务的工作。2009年5月13日,被提名为负责公共外交与公共事务助理国务卿的麦克黑尔(Judith A. McHale)女士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提名听证会上就指出“如果得到有效的和创造性的运用,新技术就有可能变成改变传统外交游戏的力量”。希拉里·克林顿出任国务卿之后,提出名为“21世纪治国方略”(21st Century Statecraft)设想,任命在2008年总统选举期间负责奥巴马团队远程技术与开放政府平台的阿利克·罗斯(AlecRoss)出任国务卿高级创意顾问(Senior Adviser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forInnovation),让他和科恩一起,负责在推特、脸谱以及视频分享网站YouTube上直接向他国民众传递美国政府的外交政策以及相关理念。

伊朗政治选举动荡由于内贾德上台之后美伊关系的持续紧张,以及伊朗国内温和派与强硬派关系的持续变化,2009年6月的总统选举在投票之前,即被美国国务院、西方传媒以及伊朗国内不满内贾德的团体视为“改革派”与“保守派”的对决。选举开始之前,反对派领导人穆萨维及其支持者,以及伊朗境内外各类不满内贾德的团体,即借助博客、脸谱、推特等新媒体进行了大范围的政治动员和宣传造势,造势的结果是使得相当数量的伊朗网民和外国媒体认定,即使持温和立场的反对派无法在第一轮选举中立刻获胜,也至少可以拿到一个平局,谋求第二轮投票再一决胜负。

但2009年6月12日,伊朗选举计票结束后,选举委员会宣布结果称内贾德以接近两倍的票数优势赢得了选举,而无需进入第二轮投票。此举立刻引发了强烈反弹,反对派借助推特向全球媒体宣布拒绝承认选举结果,坚持该结果是内贾德一方舞弊操纵的结果,并借助手机短信、推特、电子邮件和脸谱等方式,号召支持者走上街头表示抗议。

德黑兰街头抗议开始三天之后,一个据信是伊朗反对派领导人穆萨维的推特用户发推抱怨称,即将举行的推特系统升级将使得伊朗街头的抗议者无法使用这种新型媒体进行组织联络;而这个用户的好友中“恰好”包括了美国国务院的科恩,科恩“恰好”又是推特联合创始人杰克·多西(JackDorsey)大学同学兼好友,于是科恩在“没有经过国务院内部程序”的情况下,“直接”给多西发了封邮件,要求“想个办法解决这个问题”。结果便是推特推迟了计划进行的系统升级,以确保德黑兰街头的示威者能够持续畅通的使用推特来进行彼此的联系。

《纽约时报》很快报道了美国国务院官员介入推特升级计划的事情,伊朗政府随即以外国政府借助网络插手其内部争端为由开始强化对国内网络的管制,采取了包括临时切断所有手机通信、封锁推特和脸谱等社交网站的互联网接入等措施,伊朗革命卫队6月17日要求相关博客停止刊登有关消息,并对国内网络进行管制;就在同一天,据称是“伊朗抗议者抛尸街头”的照片在推特广泛传递,引发西方舆论的密集报道。此后直到6月20日,伊朗反对派持续组织大规模示威,并努力要求伊朗最高宗教领袖通过重新审查选票来推翻选举结果。在这一时期内,根据谷歌搜索趋势统计数据显示,来自伊朗国内IP地址且涉及总统选举的搜索请求飙升了约400%;而在美国境内,以伊朗选举和推特为主题的搜索请求飙升了450%。

最终,内贾德赢得选举的结果并没有被改变,而伊朗反对派则认定网络空间将成为其持续进行抗争的主要平台,以求未来再卷土重来。

两极分化的效果评估

对于新媒体在2009年伊朗总统选举以及随后发生的政治动荡中的作用,进而对于美国国务院借助新媒体推行公共外交的效果,评价呈现比较明显的两极分化趋势。

美国国务院、西方主要媒体以及伊朗反对派等方面倾向于给予积极的正面评价,认为新媒体在伊朗成功地发动了一场“推特革命”(TwitterRevolution),成功地促使“专制”政权感受到了来自民间的压力,也证明美国国务院推行公共外交的初衷,即借助新媒体,绕过一国政府,“直接和该国人民对话”有助于组织、动员和发动民众起来“推动内部的变革”。基于这种基本认识,科恩于2010年1月7日邀请谷歌总裁施米特(Eric Schmidt),推特的联合创始人多西,思科公司首席媒体官(CMO)苏珊·波斯特鲁恩(Susan Bostron)、纽约大学教授舍克(Clay Shirky)与克林顿国务卿国务卿进行了一次小型的晚宴,商讨“如何利用21世纪的工具包括谷歌、推特和YouTube为美国的外交服务”,这同时将构成克林顿国务卿全球外交战略的核心:“用新的信息技术在全球范围推动美国外交”,而在实施此项战略的过程中,美国国务院和谷歌、推特这类公司构成的“公—私合作”将是不可或缺的前提之一。或许是某种巧合,此次晚宴之后,就发生了谷歌公司声明撤离中国大陆的风波,克林顿国务卿也发表了措辞强硬的互联网自由演说以示对谷歌的支持,期间的要点也与晚宴讨论的内容基本吻合。2010年8月,在伊朗“推特革命”中大展拳脚的科恩正式离开美国国务院进入谷歌公司,负责全新出炉的“谷 歌理念”,继续尝试贯彻公共外交与信息技术相结合的实践,以期配合美国外交政策,为涵盖从全球灾害治理到推动民主在内广泛议题寻找技术解决方案;另一个同样来自美国国务院的年轻人斯坦顿(Katie JacobsStanton)则比科恩早一个月进入了推特公司,负责其国际战略的制定和实施。

另一方面,某些学者以及伊朗国内的网站管理者提出了近似截然相反的评价。有学者认为与其说是“推特革命”,不如说是“推特转移”(TwitterDevolution),因为在推特上传播“伊朗选举最新动态”最起劲的用户,其实都身处“境外”;由于伊朗政府在面对大范围街头示威时采取的典型预防措施包括全面切断手机信号和互联网接入,伊朗国内最受欢迎的波斯语网站Balatarin的管理员迈赫迪(Mehdi Yahyanejad)告诉《华盛顿邮报》的记者,推特“在伊朗国内的‘影响’近似为零”,有时虽然有很多有关伊朗选举的消息,但仔细一看,“其来源地都是美国,而非伊朗”。

有研究者深刻的指出,克林顿国务卿所倡导的“21世纪治国方略”项目有着致命的逻辑缺陷,因为整个项目的基本假定是“只需要将信息技术推广到全球各个国家,他们就会自发变得如美国预期般民主、繁荣以及对美国友好”;更有学者近似刻薄的批评克林顿国务卿的“互联网自由”演说表现的其实不是21世纪的新方略,而是20世纪美国国内财团与外交政策相结合的老花样,区别仅仅是以前是用外交政策与石油财团相结合,现在则是用外交政策为新兴的跨国信息技术公司服务。

新媒体外交的错误知觉

基于实际的效果来看,以推特、脸谱为代表的新媒体在2009年伊朗总统选举之后的政治动荡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伊朗国内反对派确实借助推特等新媒体的帮助,实施开展了选举之前的政治动员与宣传,以及选举之后组织策划大规模街头游行等活动,并使用新媒体将有利于反对派的信息传递给了外国的传媒,在西方国家以及西方媒体占有优势的国际媒体中,建构并塑造了不利于伊朗政府的巨大压力。

但这并没有使得新媒体变成推动公共外交所急需的“魔术子弹”,即可以无条件地让受众按照策划者的初衷改变其政治认同,并采取相应的行动。与此密切相关的是,无论是美国国务院相关部门,还是西方国家的主流媒体,多多少少呈现出过度评价新媒体实际效果的倾向,炒作的泡沫可以说已经初见端倪。从理论上说,这种泡沫的产生体现了杰维斯曾经指出过的“认知相符”,以及“一厢情愿的思维”等可能导致错误知觉(misperception)的思维定势的消极影响;从实践中看,不同行政部门与利益主体的利益偏好也对此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就这个案例来看,虽然新媒体对公共外交的真实贡献和推动或许还不明朗,但美国国务院试图借助新媒体的普及,形成并实施一种具有强烈扩张性的“进攻型”公共外交的企图已经表现的十分明显,其最终的目标是试图通过信息技术推动价值观念的渗透,影响受众的政治认同,乃至诱导特定行动的产生。这种进攻型公共外交的形成,是意识形态、信息技术与综合国力等综合作用的产物,也是美国超级大国地位的客观产物;对于其他国家来说,如何应对这种进攻型公共外交,并同样尝试利用信息技术构建以信息传递和形象塑造为目标的防御型公共外交,应该成为认真努力的方向所在。

沈 逸:博士,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国际政治系讲师。

 您可能对这些感兴趣:
  共有评论0条  点击查看
 
用户名 密码 注册
所有评论仅代表网友意见,凤凰网保持中立。
     
作者:沈 逸 编辑:高蕾
凤凰资讯
热点图片1 热点图片2
最热万象VIP
[免费视频社区] 锵锵三人行 鲁豫有约 军情观察室 更多
 
 
·曾轶可绵羊音 ·阅兵村黑里美
·风云2加长预告 ·天亮了说晚安
·入狱贪官菜谱 ·刺陵精彩预告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