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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ch

11

两会第9

葛剑雄:两高官员战战兢兢来政协听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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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剑雄全国政协常委,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2008年当选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常委,2013年再次当选为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常委。

2014年全国两会,凤凰网推出两会“亲历日记”栏目,邀请葛剑雄、迟福林、蒋洪、张凤阳四位政协委员,记录两会所见、所闻、所感,透过他们的视角,为网友呈现全国两会。

葛剑雄两会日记(3月11日)

两高官员战战兢兢来政协听意见

明天上午闭幕式,闭幕式结束后,我们中午就要回上海了,我想今天是最后一次写这个日记了。今天上午讨论两高报告,正好轮到我主持。在这之前,大家先简单讨论了一下今天上午的主席会议以及下午的常委会将要通过的这两个决议。因为俞正声主席做了工作报告,韩启德副主席做了委员审查报告。另外根据惯例,政协每次大会都要出政治决议,我今天上午就是要大家提意见。教育组不少老师提了不少具体的意见,我们把它记下来,全部报到上面去,一句一句通过。明天的大会,应该有一项议程要通过这两个决议。这个完了以后我们就讨论两高报告,我们组发言依然相当踊跃,中途出来看见人家好多组都散了,我们组还在讲,要我不是提醒时间到的话,还要讲下去。

我们政协是不投票的,每年都是人大投票。人大这次两高报告都要投票,投票百分之几通过,也没有正规途径告诉我们,所以我现在也不知道结果怎么样。他们自己也很紧张,我们这里讨论的时候,他们派了一位法官学院的副院长来听意见,每个组都要派一个人来听意见。所以我估计最高法、最高检这几天,是全部出动的,把中层的官员都派来听取意见,也有些简单的回应。一来他这是一种感谢,二来他们也会对具体问题有回应。但是一般来说,他也不会把大家讲的都记下来,但总的来说还是战战兢兢,很认真的。

我们事后都听到了。今年支持率达到百分之七十几,比去年提高了零点几,对他们来讲,这也是最主要的政绩。最高法最高检报告没有不通过,但地方上已经出现省高检、高院报告通不过的情况,通不过的重新来。这个还牵扯到检察长和法院院长的任命,都需要通过人大任命的,有些地方提出来的高院院长、高检检察长人选,是不是通得过呢?即使通过了,如果某些地方缺票太多,也影响他今后的工作,他们当然要紧张了。

反对票多是因为冤假错案影响太大

两高报告反对票为什么会多?实际上,我们现在看到的冤假错案从总量上不能说多。但这么大的国家,影响太大。大家通过这些案子,就会质疑司法公正做到什么程度。比如佘祥林的案子,赵树海的案子,还有浙江张氏叔侄案,以及到现在还没有改变的上海“两梅案”(“梅吉祥、梅吉杨案”),这个案子你不能说,我也不敢说。我们只看到一个数字,在去年这一年里,经过审理宣告无罪的大概有几百个人。问题是,这几百个人占总额的多少,没有改正的那些冤假错案究竟有多少,这个是很难统计的。对这些重大案子,如果有一个案子没有查清,久拖不进,或者大家认为应该解决的不说话,完全可以怀疑你司法的公正性体现在哪里。

我今天会上也谈了这个观点。从法律角度讲,最高法是终审,案子申诉到他那里,最高法如果裁定,就到底了。问题是我们的法是在完善过程中。以前判的案子是不是都判对了?包括最高法最终裁定的案件。而且中国最近30多年有过两个特殊情况,第一是曾经出现过严打,那时候就从重从快,甚至打个架都判死刑,为了表示从严,有的地方一下子判几十个,这些案子到底是不是经得起历史的考验?是不是经得起法律的考验?第二,有一段时间,最高法把死刑复核权下发给地方了,这里面也有好多误杀或者错杀的。

这两种情况靠最高法是解决不了的。比如聂树斌案件,之所以长期得不到解决,就因为当时主持判他死刑有些人往上又升了。而且我们的司法系统不是封闭的,有些地方的警察,也可以调到最高法。这样的话,最高法也不能够避免相关的利益冲突和利害关系。那么依靠它,怎么能完全解决问题呢?

何况现在的腐败已经向最高法、最高检蔓延。比如最高法原副院长黄松有,原来广东的陈绍基也跟最高法有关系的。我曾提出建议,是不是全国人大常委会,主动管一管其中某些具有全国影响的大案要案,甚至成立非常任的一些项目小组或者委员会来解决问题。公民如果有什么问题,到最高法不能解决的话,也可以提到人大常委会去。但这个建议看来是不行的,政协不能提这个建议,我提了也不是提案的范围。但我个人到现在也认为这个建议没有错,只有这样才能够解决一些历史遗留问题,防止今后再发生这些问题。

我们长期习惯的有些要求其实是极端错误的。比如说从重从严,怎么叫从重呢?很多法是裁量,有高有低,比如这种罪可以判处三到十年,那么十年就是从重。轻重已经有度了,再来个领导批示从重,还要从快,就容易产生冤案了。有的失信于民,有的采取违法办法套取口供,甚至就是完全制造假象假证据,这样才能够达到多少时间破掉案子的要求。有的甚至,说县级破不了案,你们就全部辞职。他为了自己不丢掉工作,不被处分,不破也得破,于是就产生冤假错案了。还有很多地方,有破案率,比如说必须要达到多少。这是不科学的,每个国家可能都有些离奇的案子,长期破不了。

想起一段历史。文化大革命期间,上海为了所谓自力更生,造了一艘万吨轮“风庆号”。当时吹得很厉害,谁知道后来被火烧了。当时上海的领导马上说,这里肯定有阶级敌人,一定要抓阶级斗争。据我所知,最后查下来,也就是很简单的一个生产事故,大概电焊的时候没有注意引起火,根本不是什么阶级敌人。

这种作风不是法治作风,而是专制极权作风的遗留。以往历史上,我们看到县官、清官判案,经常拉下去重打50大板,打就打了,还要重打,没有轻打的,这是很好笑的事情,大家都觉得是清官很厉害。所以我们往往认为哪个领导要从重从快先期破案,就觉得这个领导英明、体贴民众,其实从法律的角度来讲,这是在助长甚至迫使人家违反法律。

两会前两院会去拜访一些委员和代表

两会前,最高法和最高检是会去拜访一些委员、代表的。我经常会收到一些法院的公报,还有汇报一年工作。这一次两高还给我们发了信,要求我们关心、多提意见。从他们的角度,是希望两高报告能够在人大顺利通过。虽然用不到政协投票,但知道我们也会造舆论,会跟媒体讲,所以希望我们能够体谅他们的困难,能够支持他们。

实事求是讲,他们也有他们的困难。在我们国家,一直没有解决的问题,就是司法到底应该不应该独立,怎么样独立。在我们国家有个前提,因为宪法说了,中共是执政党,司法应该在执政党的领导下,那这个领导下跟司法独立是否矛盾?如果有矛盾就麻烦了。比如一个案子,在处理过程中是照法律还是照党的指示办?是不是真的都是党的指示呢?有些贪官他也是书记,他也可以作为党的领导的一部分,如果一个地方的领导谋私,法院怎么办?这个问题必须要解决。

现在已经在强调垂直领导。一些司法机构,中央直接管下面,但还有一系列问题。比如县里的法院,即使全部跟本县没有关系,但你的人在这里,吃这在这里,小孩子上学,老婆找工作,还有住房等一切,是离不开的。还有一条就是重大事情上,还是要领导指导的。这不是简单的一个问题,有的人就可以把你调走,那你怎么办。还是要通过制度化的安排才能得到真正的解决。强调中国的特殊,强调党的领导,不是不可以,但不是简单的一句话,要有详细的条例、相关的法规来保证。

今天上午大家发言特别踊跃。总而言之,大家就觉得碰到具体的案子,没有感到体现出法律的尊严。好几个大学校长跟书记谈到,他们自己学校打官司,莫名其妙就输掉了,有的有潜规则,甚至有的律师跟他们提出来收红包意思意思,不愿意的话最后官司就输掉了。上一届有个大学校长也说,他们学校一年跟人家打8次官司,每一次都输掉。比如他们跟个体户打官司,输掉了,他们认为这个个体户肯定通过各种手段或者能够塞红包,但是学校不能这样做,最后输掉了。还有一种说法,比如跟学生跟家长打官司,他们是弱势群体,你学校输了没有关系。还有委员提出类似赵作海佘祥林的案子,往往有的人已经死了,家属也没有能力再去申诉,不了了之就过去了。总之,大家对司法的信任感还不强,这是事实。

今天讨论中大家抱怨比较多的就是有些项目公开度还不够,有的只有总数,没有跟去年的比较,或者只有总数,没有百分比。

如何保证我们的意见传达给公众和上层

总结这次两会,我首先是觉得负担重。因为我每天同时要提供两个版本的日记,这两个版本如果完全一样,就对不起读者;完全不一样呢,我也没有那么多内容。我的内容当然比这个日记还多,但有些话在会上可以上,在会外还不适宜说,是内外有别的。现在有的人很关心政协有没有言论自由,我说当然有言论自由,至少就我所了解的,包括我本人,没有因为某些言论而受到压力或者暗示,更没有因为言论就不能当政协委员的。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政协说的话,能不能让公众知道,能不能让党政领导知道。如果没有这两条,我们就是自娱自乐。要解决这两个问题,对公众当然就要通过媒体的报道,媒体是不是所有话都敢报道,都能报道呢?这个问题不是我们所能解决,也不是媒体所能解决的,而应该要主管部门明确做出规定,公开明确条条框框,或者通过一部法律或一个法规做出规定。这样才能保证我们的话,可以让公众都知道,这样我讲话即使政府不采纳公众也知道。

第二是怎样保持往上通。我们会议一般都有很多简报,现在根据八项规定,简报一定要少,一般同样的意见就不一定写上去。另外,简报每一个人的发言大概也就150个字,有些地方讲不清楚。今年我说到简报,可能不到去年的一半。但问题是,如果简报太简单了,或者领导根本都不看简报,那我这边还干什么呢?领导除了自己听以外,其他主要是看这些简报整理的内容,不可能从头到尾看你的记录。领导这一次来会议,比6年都要多。你看习近平天天都在各个堂里面,很亲民,都亲自去听。但毕竟他不可能什么都听,而且他听的总是一些做了准备、认为重要的。所以领导如果要全面地听意见,主要还是应该靠简报这个渠道。这个渠道要太简单,他就看不到了,而且实际上要过两道关,第一道关是我们整理简报的人是否能够抓住要害,这是主要问题;第二是他的秘书班子是不是能挑选对。以前也发现有时候我们讲得很多,可能主管这个事情的领导没有看到,包括现在基层给领导写的信或者递的材料,其实好多领导就不知道的。如果政协委员的发言,提的建议也是这样,那就麻烦了。

现在书面提的建议或者提案,都有答复的,但口头发言是否能够及时反映上去,现在还没有确凿的证据,所以很难评论。

我认为今年的政协进步非常大了。贯彻八项规定以后,包括政协本身都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比如节俭,很多事情简办,会风也不错。但真正的质量我觉得不是靠这些。比如我们讲委员参政议政、建言献策、民主监督发挥得怎么样,发言的质量到底怎么样,发言质量跟实际上我们在政治生活中所起的作用,政治协商是不是被社会采纳,这又是另外一回事。所以我们还希望年年进步。但我们也实事求是讲,应该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我们也不指望每一次会一定能起多大的成效,毕竟政协只是中国政治生活、中国制度安排的一个环节,政协大会是每年要做的例行公事。(本文由葛剑雄口述,朱诗琦、陈清扬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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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剑雄两会日记:

3月2日:两会期间我是一个“公共产品”

3月3日:政协报告没有掌声才正常

3月4日:俞正声缩短发言时间 希望多听委员的

3月5日:建议取消五年计划

3月6日:政府工作报告制度设计有天然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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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8日:今年饭局妇女联欢等全取消

3月10:在政协说话要掌握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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