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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ch

11

两会第9

蒋洪:很多规则被破坏是因为政府自己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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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洪全国政协委员(民革)、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今年是其第七年履职。

2014年全国两会,凤凰网推出两会“亲历日记”栏目,邀请葛剑雄、迟福林、蒋洪、张凤阳四位政协委员,记录两会所见、所闻、所感,透过他们的视角,为网友呈现全国两会。

蒋洪两会日记(3.10)

政协在民主监督方面的作用有待加强

今天(3.10)上午小组讨论怎么样做好政协工作,各个委员都发表了一些看法,大家觉得政协在政治协商、民主监督两个方面做的工作还不够多,目前如果说政协委员做了什么事情,大致就体现在参政议政上,也就是指写提案。提案数量越来越多,以前每次会议一两千份,现在已经达到五千多份,数量是大,但是质量怎么样,大家觉得还有待于提高。

上午讨论有两件事情给我留下较深的印象。一件是有的委员说提案写好以后,上面会有很多选项,比如愿不愿意公开,要不要有关部门回复,还有其他一些选项,现在很多委员都选择了不要求回复。为什么呢?他们觉得回复也比较麻烦,而且似乎也有一个感觉,即使有回复也是形式化的。

还有一点,听说政协往往会对委员或者对界别参政议政的情况做评估,评估方法取决于提案递上去后哪一级领导有批示,级别越高的领导批示得分越多。当然,大部分委员认为这样的做法未必能够作为评判的标准,否则只要琢磨领导心思,然后按领导意图去写就可以了,其实这反而失去了政协参政议政应有的功能。

很多规则被破坏是因为政府自己违法
 
    下午一点四十分上车,到人民大会堂去听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报告,一路上经过长安街,有委员和我说这栋楼是什么楼,那栋楼是什么楼,都很有气派,都是政府有关部门的办公楼,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就是军事博物馆旁边的办公大楼。

后来车子到了人民大会堂,看到两个警察夹着一位女士,我起初以为是上访被截的,看到她胸口带着一块红牌子,才发现是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她想过马路,但长安街管制不能横穿马路,所以要由两个警察陪同她过马路。一路上碰到这些事,还是比较新鲜的,因为平时来北京不多,有人给介绍,也就有了更多的领会。

下午听取两高报告,我感觉司法方面有了不少进步,但一想到刚才看到或想到的一些事情,就会产生鲜明的对照。换句话说,报告上看到的都是所取得的成绩,但是司法也的确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很多事情没有地方讨说法,碰到事情第一个想起来的不是法律,而是找门路、熟人。

今天吃饭时,与一个委员同桌,他在一个城市当区长,也说起这种情况。他说现在有很多事情实际上是政府自己在违法,而地方官员在某种程度上是被迫违法。比如一个项目,上级限期什么时候一定要完成,官员就会心急火燎,这时如果按照法律做,就会耽搁下来,所以往往会铤而走险,不管法律强拆条例等,都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这就是政府在违法。

当然,民众也不是没有一点问题,有时候会碰到所谓“刁民”。但他也说有很多“刁民”是政府培养出来的,本来有规则,事情该怎么处理就可以怎么处理,由于地方官员为了让事情尽快处理掉,往往用钱买太平,大笔一挥,把事情了结,人家一看办事是没有规则的,以后就都上来了,事情也就逐渐变得没有规则了。规则没有了以后,法治就很难实施了。

当时我们也议论,很多规则被破坏,就是因为官员的短期行为。

从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报告来看,在法律实施方面,要做的工作还很多,存在的问题也很多。在我所接触到的范围,公众对这一方面意见是最大的,前几年的投票,法院和检察院已经受到公众的批评,反对票和弃权票增多。

还有一个方面,要讲究法治政府首先要率先执法,率先遵守法律。如果不是用法律的方式解决问题,而是用违法的方式解决,自己毁了自己的法律,社会就很难成为一个法治社会,就会问题丛生。

干部财产公示改革应该从上而下推进

今天也有媒体向我有关官员财产公示的问题,从新任干部和基层干部开始做起能不能效果好些。我的看法是这样的,从新任干部开始进行财产公示,当然是改革路径中的一种,但我对此并不抱乐观态度。原因有两方面,一是逻辑上的,一是经验性的。

从逻辑上看,新任干部财产公示,那谁来督促他呢?老的干部?那老的干部要不要财产公示?是不公示的,于是就出现这么一种情况,让财产不公示的人来督促下级官员去进行财产公示,下级必然会有一种心态,你不公示让我公示,不公平,实际上,好几个试点单位中都有这样的反映。

而上级不公示,对自己没有要求,却要对下级提这样的要求,内心也不会理直气壮。在这样的情况下,公示很有可能演变为一种形式,摆个样子而已,公示的情况怎么样,真实不真实,没人去管。从逻辑上来说,这种公示的前景并不乐观。

从实际情况看,这种试点五年之前已经开始,到现在大多数基本是自生自灭。试点过程中没有得到上面管理层的足够重视,也没有大力推广过,仅仅是在局部,影响非常有限。以往的经验告诉我们,前景也不乐观,很可能变成改革的点缀品。点缀品的意义只不过是告诉社会,我们在改,但内心又不是想真正的、全面去实施这一制度。

我在上一届就提出过,有关干部财产公示的改革应该从上而下推进,先从最高层开始,然后逐步往下推进,以表明改革的决心,同时也可以产生足够的影响力,使得贪腐行为受到制约。如果顶层一旦下决心这么做,即使不要求下级这么做,下级也会马上领悟到改革的决心,行为也会逐步规范,再逐步把制度推向下级,问题就不会那么严重,社会矛盾也就不会那么大。如果早采取措施,问题就会早解决,越晚实施,以后的问题就会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不可解决。

30年前,十万块钱的贪腐的话就很严重,20年前上百万贪腐很严重,10年前可能是上千万才严重,现在的级别已经上亿了。总而言之,严重性程度也与没有采取一种有效的办法有关,拖延只会使问题越来越严重。

如果希望真正解决问题,最好的路径就是从高层开始做起,表明党和国家在反腐方面的坚定决心,方向一旦明了,不管现在的问题有多大,都是可以解决的。(本文由蒋洪先生口述,朱诗琦、周东旭整理)

蒋洪两会日记:

3月2日:委员和代表们不再送家乡特产

3月3日:为何没人到秘密写票处写票

3月4日:会务组提醒委员少单独外出注意安全

3月5日:退休官员希望我呼吁高房价问题

3月6日:涉及制度等顶层问题提案难得到回应

3月7日:公务员该不该涨工资

3月8日:国有企业利益应为公众共享

3月9日:公务员涨工资应与财产公示同步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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