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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ch

10

两会第8

蒋洪:国有企业利益应为公众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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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洪全国政协委员(民革)、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今年是其第七年履职。

2014年全国两会,凤凰网推出两会“亲历日记”栏目,邀请葛剑雄、迟福林、蒋洪、张凤阳四位政协委员,记录两会所见、所闻、所感,透过他们的视角,为网友呈现全国两会。

蒋洪两会日记(3.8)

我的提案通过微信传播得很快

今天上午是大会发言,我个人感觉是方方面面问题都提出来了。但对于问题是否能解决,好像还是不太肯定。

我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个是全国妇联副主席孟晓驷的发言,他提到有的用工单位“宁用武大郎,不选穆桂英”,底下是一阵掌声。另有一个是天津南开大学原校长饶子和说“学校在资金拨付和使用上都要听从政府命令,自己没有发言权,只能被动接受。在这种情况下,何谈办学自主权”,说到这里,场上也一片掌声,说到“管住政府‘闲不住的手’,高校才能大显身手”,会场上有热烈的反应。

周围一些委员对我说他们的微信上有我的提案,说明我的提案传播还比较广。有时候,我坐在他边上,他就会说,你的提案到我的微信上来了。

吃早饭的时候碰到一个政协提案委员会的人,他问我说,你这个提案交给哪个部门处理好。我一时答不上来。因为我那个提案是一揽子建议,方方面面的。后来他说,人大常委会不是一个受理提案的单位,可能可以把这个提案送到人大法工委之类的。我们的提案都是交到政协提案委员会分类处理,有的提案有具体的承办单位,我这个提案就会变得不知道往哪投的感觉。他说你可能成为疑难提案提出来讨论的,我们事先要考虑好往哪送。考虑下来,可能往人大法工委送,因为我说这里面很多都涉及到立法方面的问题。

通过这件事,我就感到因为有了现代化工具,现在的信息传递很快。我也没跟周围人说我做了什么,但他马上就知道我的情况。目前我的提案还是受到不少社会公众的支持,大家有认同感,这个对我来说是鼓励。也有的评论员说,没什么用,也有持反对的态度,说这是西方的一套。但是主流意见还是认为中国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实际上个人能起的作用是很微弱的。是不是对社会起作用,这个不是我个人能够决定的事情。但是作为一个公民,我尽到我的责任,作为一个政协委员,我把我该说的话,该提出来的地方提出来,这是我的职责。

昨天的上海的解放日报,基本上全文刊登了我的提案。当然它做了一点修改,但是修改的部分不大,主题部分保留下来了。对我而言,这至少是一件高兴的事情,就是至少让大家说话吧。

国有企业的利益应该为公众共享

长期以来,一直说要加强国有企业的管理体制,要巩固和发展公有制。我想谈谈关于国有企业管理改革方面的问题。这也是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的重点之一。

管理企业在政策上实际涉及到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国有企业的规模和他的适当领域问题。在一般经营性领域里面,国有资本应该退出,把这个空间让给市场,让给民营企业。另一方面是国有资产的管理。如果我们说民生资产,是属于公有的,他至少应该有三个基本特征。

第一,知晓。民生资产,如果你自己都不知道它在什么地方、资产规模有多、是什么一种状态、情况如何等这些信息,那说明你对这份资产一无所知,那怎么能够说是你的呢?

在公共层面上也是这样。被称为公有的资产,他必须要让公众知道。他的状况、数量、规模、经营情况等方方面面的情况,都应该被公众知晓。到目前为止,我们这方面做的非常薄弱。我们社会公众知道有多少资产吗?不知道。这些资产盈利情况怎么样,没有系统报告过,至少在人大层面上,我们没看到这个程序。

针对这一点,我提出的建议是,我们用来经营的国有资产、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经营状况、盈利状况,必须每年向人大报告,向社会公布。上市公司都会提出非常明确的信息披露标准,要规定非常严格规定了各种各类报表,而且要向社会公布。我们的国有企业应该做到这一点。国有企业的这些状况,应该纳入人大的报告和审阅的范围里面,而且这些报告和有关信息,应该让社会公众知晓。

第二,如果这笔资产是属于社会公众共同所有的,那么如何使用这个资产,特别是一些重大决策,就应该由社会公众共同做出。这就像企业一样,政府只是他的经营管理者,真正的股东是全体人民,当然全体人民是通过人代会来行使他的权利,所以在国家层面和政府层面上,人代会就相当于一个股东会,全社会的公民就是他的股东。

按现代企业制度,一些重大决策应该由股东、董事会来做出决定。超过一定标准的投资、融资项目,必须要由董事会决定,因为这是最终负责任的人。资产的转让、所有权的变更等决定也应由董事会决定。除此之外,很重要的决定是管理层的成本开支。比如说经营者到底应该拿多少钱,这不能让经营者自己决定,必须是老板说的。现在我们的情况是,我们的人代会从来没参与过这事,从来没讨论过企业经营管理层的工资水平究竟应该是怎么样一个标准。至少人代会应该有一个原则性的规定,问题是现在没有。

还有更重要的,利润如何分配?这点也不在人代会的权限范围。也就是说,如果这份财产是我们公共所有的话,那么国有企业作为一个整体,它重大的决策项目、重大事件、事项,包括投资、融资、成本的控制,利润的分配和经营者的聘任都应该是董事会的事情。但现在不是这样。现在在这个过程当中,人代会被撇开了。如果社会公众不是通过它的管理机构在控制企业的话,怎么能叫公有制企业呢?所以要保证企业的公有制性质,重大的经营决策权必须是在公众手里,公众通过人代会的方式来决定这些。

第三,如果资产是我们共同所有的话,它所获得的利益应该为我们大家所分享。但现在90%以上的利润实际上是跟公众没有直接关系的,不到10%的利润上交给了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这个10%里面又只有很小的一个比例是用在公共预算,其他的又通过各种途径返到企业中去了。

这个利润的好处实际上是给了这些国有企业的经营管理层。他们可以给自己发高工资,很多费用就打在生产的成本里面。或者开明一点的,他们会让自己的企业职工拿相对高于市场竞争的工资,这就出现垄断行业的收入水平总体来说高一些的情况。但主要的受益者实际上国有企业的那些经营管理者。

我的建议是,国有资本的利润应该为社会所共享。现在中央已经提出了国有企业利润要逐步上缴30%,这是一个办法。我也曾提出,可以实行全民分红,也就是挣了钱,全国人民按照人头大家一人一份。多少钱用来分红,多少钱用来再生产,多少钱用在公共用途,这些都可以讨论。但最根本的一点是,这么庞大的公有资产,它所形成的利润,一定要为全社会所共享。否则,它有不具有公有资产的性质。

国有企业的利润在国有企业的圈子里面转来转去,最后转到哪去了,它对社会公众的好处是什么,公众完全感受不到。哪一天企业亏损了,倒闭了,那就等于是全民的财产受到了损失,付出了代价,但是好处却丝毫没享过。而且很可能公众还要为此不断地用所交的税去补贴他们。现在还没好好算这笔账,到底用了多少钱在补贴这些企业。

实际上,我认为最需要公有的是政府。有了公有的政府,才有公有的企业。民主制度下才有一个公有政府,人民当家作主的政府。如果没有这一条,这个公有制在实质上是不存在的。要使得公有制性质确实存在,就必须要让社会公众能够通过他们的代表机构,对他们所拥有的这笔财产,能够掌控,能够享受它的利益。所有这一切都需要一种人民当家的政治制度来保障这个政府,来为民考虑。要保证公有制,那这个世界上,土地、机器、厂房、金钱是否要公有,都可以作为第二层次来考虑,第一层次考虑是政府必须要是公有的。这个意思比较政治化了。但很多问题如果不是归结为这个话题,都白谈了。人家可能会说,你这个老头怎么老是转到这个话题,问题是你绕得开这个话题吗?

曾因两会太累引发腰椎间盘突出

实际上两会期间还是挺累的。我前段时间腰椎间盘突出,发病就是从2011年的两会开始的。两会节奏特别紧,白天要开会,然后要接待媒体,要写各种各样的东西,休息比较少。我本来就有腰酸的毛病,后来得了感冒,一咳嗽把腰给扭了。腰椎受到压迫,本来就有老伤的,那次就是引发了,就一直不发,我回去以后两个月腰好不起来。医生说这是腰间盘突出,后来腰痛好了,但是我不能走路了。因为腰椎压迫了神经,造成了腿神经受到压迫。我走30米,50米就痛得不行,要蹲下来。

后来医生说这个情况要开刀,要在脊椎上面打钢钉,装钢板,我就吓到了。我想我装了钢钉,打了钢板,就算好了也像个残废人。后来我就采取了保守的做法。我们学校有个游泳池,我就天天泡在游泳池里面。因为是躺着的,用水的浮力,所以我就腰部受力,在水里面能够做一些活动。我就每天游泳,游了半年好了,能走路了。

这两次两会,我们驻地有一个游泳池就在地下室,我空了就去游泳。我每天都游2500米,作为活动筋骨的一种方式。现在我不仅腰好了,腿可以走路了,体重也轻了。(本文由蒋洪先生口述,朱诗琦、陈清扬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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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洪两会日记:

3月2日:委员和代表们不再送家乡特产

3月3日:为何没人到秘密写票处写票

3月4日:会务组提醒委员少单独外出注意安全

3月5日:退休官员希望我呼吁高房价问题

3月6日:涉及制度等顶层问题提案难得到回应

3月7日:公务员该不该涨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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